市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对宁波补短板创优势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争取早日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做了部署。其中明确提出，要做到对长板的再认识，正确看待宁波的长板所在，把港口、开放、“宁波帮”、制造业、文明城市这“五大优势”做得强而又强、特而又特、亮而又亮，扩大独树一帜的比较优势。积极贯彻市委十二届十一次会议精神，扩大“宁波帮”独树一帜的比较优势，对全面提升宁波对外开放能级，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宁波早日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有其重要意义.
一、中国近现代的举足轻重地位
“宁波帮”独树一帜的比较优势，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举足轻重地位。
明清以来，在全国富有影响的有晋商、徽商、粤商、甬商等十大商帮。到了近代，甬商崛起。由于“宁波帮”有着浓厚的商贸文化传统和丰富的经商实践，能深刻认识和把握时代的发展要求和根本趋势，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富有战略眼光，抓住开埠机遇，势力主影响遍及全国。“宁波帮”以上海为大本营，抢滩长三角，融入渤海湾，涉足汉、渝、粤，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活跃在工商业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诸如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宋汉章、宋炜臣、虞洽卿、刘鸿生、吴锦堂、项松茂、孙梅堂等，享誉海内外。李哲濬、景学铃在《中国商业地理》中指出，当时全国商人皆群集于上海，大致有宁波、绍兴、广东、杭州及金华、苏州及无锡、江西、安徽、镇扬及南京、湖南与湖北、天津、山东、山西、四川等１３个商帮，而居第一位的是“宁波帮”，“宁波商人，自其人数之多，历史之远、势力之大观之，实可谓上海各商领袖”。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大批宁波籍人士由上海等地辗转香港及海外。他们在港台及海外继续谋求发展，所经营的事业发展迅速，经济实力进一步扩大，不乏有政界人士、工商巨头、科技名人、社团领袖和社会名人。尤其在香港更有一批巨商和社会名流，诸如王宽诚、董浩云、包玉刚、安子介、邵逸夫、陈廷骅、曹光彪、马临、董建华、范徐丽泰等。尤其是包玉刚，不仅是世界船王，而且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政要，甚至总统、首相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正是凭借自身在企业界及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以包玉刚为代表的“宁波帮”在香港回归、祖国统一事业、推动两岸关系、甬港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又有一批宁波人跨洋过海，走向世界，通过留学求职，分布在世界各地。宁波在海外的新移民中有近９０％通过留学移居海外。他们知识化、专业化、国际化程度高，在较短时间内在海外站稳脚跟，迅速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诸如朱敏、叶立培、陆弘亮等。
与此同时，内地的“宁波帮”亦快速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全国各地的宁波人，就是今天的内地“宁波帮”基本组成部分。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后，一大批宁波人通过求学求职等途径，加入到内地“宁波帮”群体，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这些人学有所长，不少成为各部门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著名的学者、专家和企业家、两院院士、著名高校校长、工商界和文化界精英。仅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就达１１４位，名列全国前茅。１９７８年以后，宁波的企业家闯南走北，艰苦创业，涌现一批著名的企业家，如丁磊、沈国军、竺延风等，他们在海内外富有影响。
二、受到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注和肯定
在革命和建设中，“宁波帮”受到领袖的关注和肯定。这是“宁波帮”独树一帜比较优势的重要体现。文献显示，２０世纪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领袖人物都关注过“宁波帮”，肯定“宁波帮”的地位和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与“宁波帮”关系融洽。赵家艺、赵家蕃、吴锦堂、李征五、王正廷、虞洽卿等，不仅经济上支持孙中山，而且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组建临时政府及反袁、护法、北伐等活动。因此，孙中山对宁波寄予厚望和对宁波商人加以肯定。１９１６年８月，时在上海倡议护法的孙中山应邀前来宁波考察，８月２２日，他在省立四中（今宁波中学）举行的演讲中，对宁波和“宁波帮”寄予厚望。他说：“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坚强之魄力”，“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他还表示：“兄弟今日之所希望于宁波者，以宁波既有此土地，有此资力，苟能积极经营，奋发自强，宁波不难成为吾国之第二上海。是在诸君之努力耳。”
鉴于“宁波帮”在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十分重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杰出代表的“宁波帮”头面人物。早在１９４５年８月，毛泽东应邀参加重庆谈判，在桂园接见了在川的著名工商人士，内迁到重庆的“宁波帮”企业家胡西园、刘鸿生等人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发动内战，上海５３个民众团体组成上海人民赴京请愿团，推派马叙伦等１０人为代表，其中蒉延芳、张炯伯、包达三、盛丕华４人为宁波人。当代表团专列抵达南京下关时，遭到大批特务袭击，是为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毛泽东为此发布《给马叙伦等的慰问电》，明确提到“谨电慰问，并希珍重”，支持“宁波帮”的反蒋斗争。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５日，盛丕华、包达三等“宁波帮”人士赴北平，参加庆祝北平解放宴会。４月１５日，毛泽东专门约见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希望他们为解放上海贡献力量。１９４９年５月６日，在杭州、宁波一线即将解放之时，毛泽东再次致电前线将领，“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宁波帮”人士被委以重任：如任命盛丕华为上海市副市长；此后，任命包达三为浙江省副省长，乐松生为北京市副市长。正是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关怀下，一些“出走”的“宁波帮”人士又重新投入新中国的怀抱，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邓小平频频会见王宽诚、包玉刚、安子介、马临、应行久等宁波籍重要人士，与他们商谈国事，亲自做团结和发动“宁波帮”工作，把发挥“宁波帮”的优势作为改革开放布局的重要工作来抓。邓小平与包玉刚的关系最为密切。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下）》记载，邓小平曾１０多次会见“世界船王”包玉刚。当包玉刚率先捐资２０００万美元创办宁波大学时，邓小平非常高兴，称赞包玉刚“爱国爱乡，有见识，这件事办得好”，并欣然答应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１９８４年８月，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关于沿海开放城市和对外开放工作情况汇报时，高兴地说：“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邓小平和谷牧会见包玉刚时指出：“要加快宁波改革开放的步伐，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派卢绪章去宁波帮助搞好宁波的对外开放工作。”
三、报效家乡的桑梓之情
“宁波帮”独树一帜的优势，还体现为报效家乡的桑梓之情。这是“宁波帮”一个重要特色。
“宁波帮”成功积累起一定财富后，都乐于报效家乡，造福桑梓。无论是近代还是现当代，都是如此。特别是邓小平动员“宁波帮”建设宁波的指示发表后，更是有力地动员海内外“宁波帮”报效桑梓。王宽诚、包玉刚、邵逸夫、李达三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宁波帮”，通过直接投资、牵线搭桥、参政议政、捐赠公益等方式，为祖国和家乡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一是提升宁波城市地位的努力。以包玉刚为代表的“宁波帮”正是利用其地位和影响，为提升宁波城市地位全力奔走。经过包玉刚、卢绪章的努力，于１９８５年１２月成立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包玉刚奔走香港、北京、浙江，使许多事关宁波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局问题得到解决。诸如宁波开发区扩大、保税区的建立、空港口的开埠、世界银行贷款等事关宁波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以及２０万吨级矿石码头等几个大型项目，为争取国务院立项，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宁波开放型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对于宁波申报计划单列市、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宁波帮”也出力不少。以包玉刚为代表的“宁波帮”利用其地位和影响力，为实行宁波计划单列全力奔走。包玉刚请求邓小平把宁波市列入计划单列市。包陪庆回忆中就谈到这件事：邓小平请包玉刚全家到他家吃饭，席间，邓小平对包玉刚说：“你为国家，为宁波做了很好的事情，尤其是中英谈判中的特别角色，你个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包玉刚要求把家乡宁波市列为中央直辖市。邓小平不明白，在旁作陪的一位负责人说：“包先生讲的是直管市，可能就是计划单列市的意思吧，”邓小平没有任何犹豫地回答：“宁波定为计划单列市，我看可以嘛。”国务院为此于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４日就宁波计划单列市正式发文，批准宁波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全面实施单列，为宁波改革开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是积极支持宁波经济建设。宁波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宁波帮”在筹集资金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是直接参与投资和牵线搭桥。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宁波市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１５４４２家，一半以上外资来源于“宁波帮”。“宁波帮”还通过甬港经济合作论坛、甬港联谊会、浙洽会、中东欧博览会、消博会吸引外资。２００２年，在“宁波帮”人士顾国华的提议下，诞生了甬港经济合作论坛，至今已举办１４届，引进投资项目２１９个，新增港资企业３８４６家，总投资额１１９．６９亿美元，为甬港经济、教育、卫生、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作出重要贡献。内地的“宁波帮”也通过办“宁波周”为家乡招商引资。在上海宁波经济促进会协助下，连续两年在上海举办“宁波周”，仅２０１５年两地就签下６４０亿元大单，２０１６年又攀６００亿元。
三是推进宁波文化和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帮”在推动家乡文化事业发展和关心社会建设事业方面作出了应有的努力。诸如兴办教育文化事业，推进图书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宁波帮”亦热衷于家乡的慈善公益事业。１９８４年至今，海外“宁波帮”在全国各地捐助社会公益事业累计金额７０多亿元，其中向家乡宁波捐赠２２００多个慈善公益项目，捐资额１８亿多元。
四是为“海丝之路”战略实施作出贡献。宁波市是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城市，“宁波帮”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独特资源。目前，海外“宁波帮”人数达４２．７万，分布在１０３个国家和地区，不少在东南亚地区。他们勤奋努力，善于拼搏，精英荟萃，活跃在教育、信息、高新科技、金融等领域，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和科技变革的引领者，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和华资企业集团。不仅如此，他们通晓沿线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情况，对推动宁波与沿线各国的交流与沟通大有可为。
四、扩大“宁波帮”独树一帜的比较优势的实施路径
“宁波帮”独树一帜的比较优势，已经被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十三五”时期，是宁波经济社会实现大发展、大跨越、大转型的重要时期。这就要求我们按照早日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的要求，找准自身定位，用好长板，补好短板，再创优势。“宁波帮”的优势，是国内许多城市无法比拟的，关键是用新的理念、新的招数，把这个“金招牌”擦得亮而又亮，扩大这个独树一帜的优势。
应该看到，近年来，海外“宁波帮”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其一、“宁波帮”社会结构有了变化。随着年龄增大，老一辈“宁波帮”有的去世，有的退休，新生代的“宁波帮”已经成为主体，一些“宁波帮”创立的社团和企业都由新生代担任会长、董事长和总经理。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移民、出国留学，定居在海外的宁波人不少。这些人学历高、素质高，成为“知识经济”生力军，经济活动多元化，涉足商贸、金融、信息业、房地产、旅游等行业，且熟悉当地风俗、历史、语言、文化和法律，具有宁波与海外交往的独特优势，在新行业、新领域大显身手。其二、价值取向和心态发生变化。老一代“宁波帮”有强烈的落叶归根心态，认同中华民族是自己的“根”，宁波是自己家乡，爱国爱乡热情高。而新生代“宁波帮”民族意识和家乡观念相对淡薄。在国内形势和“宁波帮”工作出现新情况背景下，我们要冷静面对变化，沉着应对挑战。扩大“宁波帮”独树一帜的优势，擦亮这块“金字招牌”，就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做好海内外“宁波帮”工作。
扩大“宁波帮”独树一帜的优势，要进一步认真落实邓小平动员“宁波帮”建设宁波指示。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一支同心协力、广泛团结的强大力量，使大家明确“宁波帮”这一独树一帜的优势与动员落实“宁波帮”指示的关系，使邓小平的指示家喻户晓，最大限度地动员全世界“宁波帮”为建设宁波服务，推进宁波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
扩大“宁波帮”独树一帜的优势，职能部门要创新工作思路。侨务部门要有新的理念和宽阔视野，把“宁波帮”工作做到极致。要运用最有效的方法开展工作。通过甬港联谊会、宁波同乡会、市侨商会等联系渠道，加强沟通联络，搭建甬港论坛、华侨青年大会、中东欧国家侨商宁波峰会等活动平台，推动宁波与海外“宁波帮”的交流。邀请海外“宁波帮”来甬考察访问，增进他们对家乡的感情和为家乡服务的责任感。
扩大“宁波帮”独树一帜的优势，要增强引智引资工作实效，做好“引进来”与“走出去”文章。维护好“宁波帮”的权益，办好已有海外“宁波帮”投资企业，创造令海外“宁波帮”满意的良好投资环境，并通过浙洽会、海洽会、中东欧博览会、消博会、服装节、“宁波周”、甬港经济合作论坛等大型活动，宣传成功的海外“宁波帮”投资案例。建立较为完善的保护“宁波帮”合法权益的法规、规章。同时，要通过“千人计划”产业园区、智能经济产业示范区等，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对全球高端人才资源、科技资源形成“引力场”，发挥海外“宁波帮”人才、技能优势。
扩大“宁波帮”独树一帜的优势，不能忽视对新生代“宁波帮”工作。要通过种种方法，培育“宁波帮”的新生力量，使新一代“宁波帮”了解家乡情况，加强同新一代“宁波帮”在经贸、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比如，合作办学、人文交流、文化体验等，弘扬中华文化与浙东文化，培养新生代“宁波帮”对家乡的情感和报效桑梓的理念。
扩大“宁波帮”独树一帜的优势，还要拓宽与国内“宁波帮”的合作。为做好内地“宁波帮”的动员工作，应完善合作平台，通过“宁波周”等活动，深化与上海、重庆、武汉、成都、南昌等重点城市的合作，组织参加“西洽会”“哈洽会”“西博会”等，支持宁波企业拓展国内市场。提升浙东经济合作区合作水平，推动甬、绍、台、舟等联动发展，进一步融入长三角，接轨大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