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船王包玉刚

包玉刚，这是世界船王的名字。在海内外可谓闻名遐迩。他在事业中的成就举世瞩目；他的满腔爱国爱乡之情，令人感佩。

一、心存高远 中兴起航

船王太祖 诚信起家
　　清朝光绪年间，宁波镇海庄市钟包村，出了一名读书人叫包奎祉。后来到温州一带做起丝绸生意。有一天傍晚，包奎祉路经天台，见天色已晚，便与挑夫到客栈住宿。客栈里的人大多是赶路的生意人，第二天天还未亮，他们就吵吵嚷嚷地起床赶路了，包奎祉被吵的睡不着也和挑夫早早出门了。
　　走了一天，晚上照例投宿客栈。疲倦的包奎祉打开包袱，赫然发现自己的旧衣裳，变成了绫罗绸缎，还夹着5000两白银的汇票和200两纹银。他再翻一遍包袱，想找到地址之类的东西，却没有发现蛛丝马迹，他心急如焚，顾不得旅途劳累和路途遥远，立即返回原地那间客栈。一打听，才知道失主曾回来寻找，但已不知去向。他等了3天，仍不见有人来取，而自己再等下去生意就做不成了，只好在客栈的墙上写下了认领地址。
　　过了一年，失主又路过此地，合该他有福气，他又投宿在那间客栈，便马上派人到镇海查问，很快就寻回失物。失主是福建一位大商人，专做木材生意的，他见失物丝毫无损，于是亲自登门拜谢，并要留下200两白银作为酬金。包奎祉婉言谢绝，他真诚地对木材商人说：“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不能拿，这是为人之本。”
　　木材商人深受感动，于是邀包奎祉一起做生意，从此包家日渐兴隆。
　　这包奎祉就是包玉刚的太祖父。
　　中国人有个传统，经商赚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置业，包奎祉也不例外。做木材生意赚到钱后，他便回家建了一幢五间两弄一堂的新屋，后俗称后新屋。1918年农历10月13日，包玉刚降生在这后新屋里，父母为他取名“起然”，“起”是包家的辈号，有“永不停顿”的含义，“然”同“燃”意指熊熊的火焰，合在一起就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旧时人们还兴取表字，父母又赐起然表字“玉刚”，希望他长大成人后洁身自爱，刚正不阿。
　　包玉刚共有三个兄弟四个姐妹，包家三男分别叫玉书、玉刚、玉星；四女是爱菊、美菊、素菊、丽菊，父亲包兆龙希望子女都像白玉一样洁白无暇，像菊花一样端庄高雄。

看海少年 心存高远
　　宁波是浙江省最大的港口城市，历来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之一，早在两汉三国时期，舟师出海，多从宁波这里启航。唐代时，就与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等国家有通商往来，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明清之际，海运更远及西洋，商贾往来频繁，成为我国重要商地。
　　拥有天然深水港的宁波，是各地客商以及来自中东、欧洲的航海家运输、避风、休憩的理想之所。
　　包玉刚的家所在的钟包村，离海并不近，童年的包玉刚除了上学读书，最喜欢去看海去看船。有一次，包玉刚跟父亲到镇海，他看到那无边的大海和海上的商船，而忽发奇想，希望自己将来能当船长驾船周游世界。
　　包玉刚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激动了好一阵子，虽说是一个孩童幼时天真的幻想，几十年后，船长没当成，却成了船王。而包玉刚成为船王的漫长之路，就在中兴中学的前身——叶氏中兴小学起步。

就读中兴 遇到良师
　　包玉刚童年的时候，家境比较富裕。父亲包兆龙虽然长期在汉口做生意，很少时间在家中，但并未丝毫放松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他把包玉刚、包玉星送进了教学质量好而闻名遐迩的叶氏中兴小学，接受在当地认为是最好的教育。
　　叶氏中兴小学是宁波著名的学校，由清末宁波帮的先驱五金大王上海叶澄衷于1904年创办。中兴学校对学生严格教育，主张全面发展，在勤、朴、肃、睦校训熏陶下，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才，集工商巨子、科技精英及社会名流。除了包玉书、包玉刚、包玉星三兄弟外，影视大王邵逸夫，新昌集团叶庚年、叶谋彰以及著名实业家包从兴、赵安中、台湾的楼志章、朱之信等，这些港台宁波帮中的富豪殷商，说来都在叶氏中兴小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包玉刚是在1926年七岁时入学的，属1932年毕业班。
　　在中兴小学，包玉刚遇到了几位好老师，不但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也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
　　中兴小学的校风很好，校内有位丁伯雄先生，教学很有特色，他十分注重运用启发式教育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他指导学生成立了一个学生自治会，下设宣传部、司法部、体育部、康乐部、福利部等，并选出了愿意为大家服务的“小公仆”，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丁先生还指导学生自己编辑、出版名为《钟声》的墙报。
　　包玉刚是《钟声》的积极撰稿人，他写的文章简洁明了，生动活泼，被同学称为“秀才”。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王尔功，是学生自治会的第一任司法官，即中兴法院第一任院长，素以履职严明而在同学中威信很高。有一次大同学欺负一位小同学，小同学自卫反抗，恰巧被“法官”王尔功看到，王尔功以为小同学不守纪律，便判罚小同学站墙角，小同学觉得委屈，哭了起来。包玉刚当即站出来，向王尔功说明情况，纠正了这一“错案”，这件事情被父亲知道了，包兆龙大赞包玉刚做得好，包兆龙教育儿子：“为人就是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仗义执言，主持公道——这是为人的正道。”
　　童年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阶段，而童年所受的教育，往往影响人的一生的。包玉刚是幸运的，他在中兴小学念书时遇到了一群好老师，支家英就是其中一位。
　　这位支家英，虽是位小学老师，却多才多艺，数理化样样精通，音乐绘画无所不能，还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不但发音准，且咬字准确。包玉刚的英语说得既漂亮而又有条理，与支家英逐句逐段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包玉刚的沉实、稳健的作风更得益于恩师的栽培。
　　1931年，镇海县小学生运动会即将召开，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各小学都出奇招，想在运动会上为自己学校争光。叶氏中兴小学的金茂如校长想出一个先声夺人的主意：派一支军乐队参加运动会的开幕式，想这个场面一定会引起轰动。
　　消息一传开，中兴小学的学生们纷纷争着报名，谁不想成为一个鼓号手啊！很快25名队员经过报名筛选公布了名单。可谁来当军乐队的旗手呢？一次，支家英找到了包玉刚，说：“老校长对军乐队鼓号手要求很高，对旗手高求更高，他再三强调，旗手不但要品学兼优，相貌端正，体格健壮，而且要能吃苦，作风稳健，临场不惊。我们老校长推荐了你，要知道，旗手是军乐队的灵魂。你有没有信心当好这个旗手。
　　“老师从全校这么多学生中单单选中自己当旗手，说明他对自己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一定不能令恩师失望！”想到这里，包玉刚朝支家英使劲地点点头。
　　一个多月过去了，运动会如期召开，开幕式场面热闹非凡，上千人围观。
　　首先进场的是中兴小学代表队。只听见大铜鼓“咚咚咚”敲了三下，雄壮的鼓号声随之有节奏地响起。在鼓号声中，大家看到在一面绣着“叶氏中兴小学”六个大字和一个古铜色钟形校徽的白纺绸校旗引导下，一队统一服饰的军乐队踏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会场，后面是精神抖擞的运动员。大小鼓手按着旗手的步伐节奏敲鼓，号手则和着鼓点吹奏出激动人心的进行曲。旗手始终昂首挺胸，目不斜视，高高挚着校旗，保持着45度角向前行进。校旗迎风飘扬，旗手精神抖擞，动作那么老练娴熟，俨然训练有素的样子。大家定睛一看，这个英姿飒爽的旗手就是包玉刚。刹那间，观众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这次开幕式，中兴小学出尽风头，包玉刚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玉刚心里深深地感谢支家英先生，是支先生给他锻炼的机会，给了他出人头地的信心。

二、奋力拼搏 终成船王

离沪赴港 安身就业
　　1948年下半年，包兆龙卖掉了民丰造纸厂，携家人从上海移居香港。而包玉刚本人仅于1949年元旦到香港作过两天的短暂访问，随即便乘飞机返回上海。但是，当时上海食品短缺，通货膨胀，贪污横行，一片混乱。包玉刚看不到任何希望，刚刚“跨过”而立之年的银行家，已是有两个女儿——陪庆、陪容的父亲。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上海。2月末，他向上海市市长辞去了上海市银行副经理职务，3月初，他乘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赴香港与家人会合。
　　包玉刚举家来到香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新规划生涯方向。
　　他们在港岛上环附近西摩道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每月房租为450港元，但由于内地大批人的涌来，使得住房需求剧增，他们的住房开门费竟涨至2万港元。他们一家过着节俭的生活，黄秀英给两个女儿买裙子和鞋子都是大一号的，为的是能多穿几年。
　　包玉刚决心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他已经不可以再从事银行业了，因为在香港，除了英资的汇丰、渣打和有利银行外，其他金融业都被广东人所控制。
　　包兆龙认为房地产可能是赢利的行业，但是包玉刚当时对前程没有把握：“香港太小了，缺乏动力。生活很不安定，我又不会讲广东话，也不认识什么人。”他决定不作永久性投资，先进行进出口贸易。
　　这时，又有几个老朋友从上海和宁波到香港，包玉刚与他们商量。结果在皇后大道和毕打街之间，租了一幢有50年历史的华人行大楼的一间小办公室，成立了新联公司。悄悄做起了生意，他们主要经销中国商品，如饲料、鸭绒、中药、粮食等，很快站稳了脚跟。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禁运，香港当局也照此执行。但是，包玉刚把业务扩大到化工产品、轮胎以及从欧洲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购买马口铁。有些货物经过精心安排通过第三国运到澳门，然后运到中国大陆。他们的帐户通过汇丰银行往来。1952年，包玉刚认识了当时汇丰银行进口部负责人约翰?桑德斯。当桑德斯1954年任主任会计师，主管香港地区对外贷款后，他对包玉刚的事业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新联公司生意兴隆，办公室搬到了汇丰银行不远的恒昌大厦，面积比原来大4倍，铜制招牌也挂了起来，包玉刚成为公司的总经理，当时新中国第一次发行公债时，他率先认购了10万港元，表现了自己的爱国热情。
　　这时，包玉刚决定在香港发展其事业，将香港的生意，由暂时性转为永久性。
　　但是，投资到什么方面好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投资方向即是选择职业，规划生涯，这要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身潜能外，还要分析投资的环境。包玉刚是如何处理的呢？

规划生涯 投资航运
　　那时候，包玉刚喜欢在工作之余，到维多利亚港，去看大海。看看来往穿梭的船只，那样，他就仿佛回到了家乡宁波。他还记得，小时候跟父亲去镇海港，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见到大船的情景，那时候，还天真地想：当一个船长多好，可以环游世界。
　　当一个船长？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包玉刚禁不住一阵激动。
　　香港有天然的深水泊位和充足的码头，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贸易的优惠条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船只。自从1911年，中国陷入动荡不安之中，香港平静的水面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可靠的大门。
　　香港有70平方英里的港口，每年的吞吐量达30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二次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船运是最廉价的一种运输方式，必将大有作为。”包玉刚对自己说。
　　包玉刚想搞航运的决定，在家里揭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包兆龙态度坚决地反对，连朋友们也以为他“疯了”。
　　朋友劝他：搞航运虽然能赚到大钱，但正如古人所说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海上风浪无常，危险极大，有多少人搞了几十年的航运，到头来却落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下场。再说，香港搞航运的已有几十家，他们的资本、经验以及与银行的关系，无论哪方面都比你强，你能竞争得过他们吗？
　　父亲阻止他：“中国有句老话，叫‘不熟不做’，你对航运业了解多少？买一条船动辄千万元，你才有多少钱？你今年已经36岁啦，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还是别去冒那些无谓的风险，老老实实跟我一起做房地产生意吧？
　　包兆龙的话确实有一定道理。香港住房本来就不多，沦陷时让日本人炸掉一部分，50年代，香港人口剧增，住房困难相当严重，一家几口同挤一张床的情况随处可见，另一方面，香港未开发的土地和闲置用地数量可观，地产生意前景诱人。
　　包玉刚一向尊重父亲的意见，他并没有马上反驳父亲，而先摆出了事实，据理力争，他说：“房地产生意利润固然可观，但发展的再好，也是死的，带不去的，而船是可以移动的财产，在太平盛世，可以运货赚钱。遇到时势动荡，则可乘船远走。”
　　包玉刚后来回忆说：“从宁波来的人会注意到他们的优势，那里的年轻人有出海的传统，我从小对船运有兴趣，我觉得船运业提供了更多的挑战，并可以扩展我们的进出口能力，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大陆漫长的海岸线提供了很多的贸易机会。我认为，投资航运比投资陆地更安全，更灵活自如。”
　　包兆龙被儿子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的分析所说服，不再坚持反对意见。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不赞同包玉刚搞航运，包玉刚少年朋友郑炜显就非常理解和支持他。
　　当郑炜显知道包玉刚投身事业的想法，立即意识到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一步，他鼓励包玉刚说：“一个高明的企业家与一个赌徒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勤于学习，善于思考，能审时度势，随时捕捉稍纵即逝的机遇。”他又同包玉刚仔细分析：“你虽然未搞过航运，但你有很多别人所没有的条件：你曾经在好几家银行干过相当长的一段，在调配资金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就算是正在搞航运的人也未必比得上你；另外，这几年你搞进出口贸易，世界各地的行情你熟悉，商场中的风风雨雨你也经历过，所有这些对你转行搞航运都是宝贵的财富。我倒认为不一定要因循守旧，照着别人的路子走，发挥你的优势，相信会有意想不到的成就……。”
好友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包玉刚感到由衷的鼓舞，更坚定了发展航运事业的决心。

倾囊投资 旧船起家
　　下决心不易，付之行动就更难。任何创业者都是艰苦的，宁波帮人士也不例外，包玉刚搞航运要买船，他却拿不出一大笔现金。向银行贷款吧这得有保人。没有一二个大老板作后盾，有哪家银行愿意把钱借给一个默默无闻之辈？
包玉刚万般无奈之下，决定去找早时相识的会德丰马登集团首脑马登商量，企盼他助一臂之力，借一笔资金。
　　那是1955年，包玉刚在伦敦拜访了马登。马登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神情高傲而专横，他在自己豪华的办公室接待了这个比他矮半个头的中国人。
　　包玉刚不卑不亢地讲述了他想搞航运的想法，马登在办公桌的那边盯着他，仿佛看着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在叙述他的幻想，等包玉刚说完，他教训的口气警告包玉刚：“年轻人，航运业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弄不好，会把你最后一件衬衫也输掉。”
　　包玉刚点点头说：“船运这一行风险的确很大，但做生意并不是赌博，没有把握的我是不会做的。”
　　马登把包玉刚上下打量了一番，似乎奇怪于包于刚会如此镇静，如此胸有成竹地与他展开对话。他反问包玉刚：“航运业投入相当大，你有多少资金？”
　　包玉刚脸红了，但对方那轻蔑、讥讽的眼光激怒了他，他抬起头直视马登说：“资金有一些，但不多。”
　　马登突然纵然大笑起来，他用讥讽的口吻说：“恐怕不是少得可怜，连一条旧船都买不起吧！”
　　包玉刚的脸一下涨得通红，马登仿佛对他的家底了如指掌。的确，他的积蓄加起来也买不起一条旧船，所以他才要四处奔走，今天专程来伦敦借款，谁想到会遭到侮辱性的嘲笑，一股怒气涌上脑门，但很快，他便克制住自己，用平静的语气说：“马登先生，虽然今天我还买不起旧船，但并不等于说将来永远买不起新船。”
马登一愣，没想到这个东方人这么有志气，沉吟了一会，说道：“既然你这么有兴趣有信心搞航运，我来成全你吧！我有一条船，是二次大战时造的，叫格兰斯顿勋爵号，价值40万英镑，如果你要买，我可以给你提供60%至70%的贷款。马登一边说，一边把船的有关资料交给了包玉刚。
　　包玉刚发现材料提供与他了解到的并不相符。因为在见马登前一个星期，包玉刚就开始了解造船业的行情，他曾听好几个伦敦的船务经理提及这条格兰斯顿勋爵号，说该船破旧不堪，别说载货，就算是空船开出去，也说不准能开回来。
包玉刚再看看马登拿过来的合约，发现上面的条款繁杂而苛刻，分明是马登欺负包玉刚没有航运的经验，想从中赚一笔。
　　包玉刚本是一个精明的银行家，马登的如意算盘他又怎能不晓得？他忍住心中的怒火，彬彬有礼地对马登说：“马登先生，如果我买你的船，并非你借钱给我，倒像是我借钱给你了。“
　　包玉刚的伦敦之行，虽然没有借到钱，但是不失他的志气与自信。
　　包玉刚两手空空从伦敦回到香港，他思前想后，决定自己筹钱买船。他向父亲包兆龙倾吐了自己的愿望与决心。父亲被儿子的干劲所感动，决定支持儿子。
　　当年来香港之时，包氏父子变卖了所有家产，共得现金几十万，经过几年小生意，也赚了钱，但积其所有，仍然未足以购买一条船。
　　包兆龙于是提议，采用集资的方式，发动亲戚、朋友帮忙，经过多次游说，终于筹集20万英镑的现金。
　　经过一番波折，包玉刚带着全家的希望——20万英镑，向英国威廉逊公司买下一条已有28年船龄叫英爱纳号的旧船。
　　包玉刚要求威廉逊公司把船检修好以后，又请人把船油漆一新，然后把它开回香港。包玉刚见到英爱纳号，却像见到亲生儿子一样高兴，立即把它改为“金安号。”“金”代表财富不断，“安”字寓意船行时人货平安，凭这么一条老掉牙的旧船进军航运业，这在世界航运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包玉刚投身航运事业的时候，世界上已有不少船王式人物，有美国的卢维克、希腊的奥纳西斯和尼亚哥斯等等。就是在香港也有几家颇具规模的航运公司，其中董浩云就有“香港船王”之称。已拥有相当吨位的船队，世界上最大的油轮56万多吨的“海上巨人号”就是董浩云从日本金山轮船公司订制的，当它下水时，在日本和香港引起不小的轰动，董浩云一时成为世界各大报刊的新闻人物。
　　前面有成功的典范，相比之下，包玉刚只有一条旧船的“船队”不免显得有些黯然失色，甚至寒酸。更有人打赌：“如果他靠这条破船能成功，那么我愿意在香港码头上倒爬几个来回。”
　　这个打赌的人后来有没有食言不得而知，但包玉刚确确实实以一条旧船起家，经过20年的拼搏，包玉刚的船队迅猛发展。竟然超过了董浩云的一倍多，建立了一个闻名世界“海上王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薄利长租 初获成功
　　包玉刚是怎样平地崛起，后来居上的呢？援引包玉刚自己的话说：“用笨的方法取得用户的信任，在经营管理上超过同行。我的座右铭是：“宁可少赚钱，也要尽量少冒险。”
　　什么是包玉刚的“笨办法”呢？，美国《新闻周刊》曾有专文介绍过包玉刚的发迹史，文章说：“船必须能够赚钱。”他对追求这个目的有耐心。他避免冒险单程包租，却以近四分之三的船只，承接利润较低，但较为安全的几年期的定期包租”。这是对包氏“笨办法”的中肯注释。
　　当时香港和国际上普遍实行按船只行程计算即短期的办法。这种办法在世界经济繁荣时期，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然而在动荡不定、战火弥漫的时刻，要想用一条只有8200吨位的船去赚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包玉刚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冷静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国际时常变化多端的情况，毅然采用低租金长合同的稳定经营方针。
　　包玉刚认为，长期租约主要有两个好处：其一是收入稳定、降低风险；其二是可以取得银行的信用保证。
　　这一方针为包氏打开了经营的门路，用户纷纷上门，向他租船，形势喜人，却也逼着他进一步发展船队。由于低租金赚头不大，他就果断地决定再次借债买船。
　　事实证明，包玉刚的看法是正确的，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已拥有7条货船，并把公司改名为“环球航运公司”。这期间，包玉刚的主要经营伙伴是日本的货运公司和造船公司。

经营航运 诚信为本
　　包玉刚有句名言：“在这个国际社会里，生活方式、行动和从前不一样，但跳DISCO管跳DISCO，不是问题，到商业道德这上头，还是老传统好，要有信誉，有信用才行，这里面关系很大。”这句话几乎被写关于包玉刚的所有文章中引用。由此可见，他对信誉的重视及信誉对企业经营的重要。好的信誉，就是财富。
　　包玉刚也承认：“我的信誉有着良好的记录。”他把信誉比喻成“签订在心上的合同。”他说：“签订合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惯例手续，纸上的合同可以撕毁，但签订在心上的合同撕不毁。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建立在互相信任上。”他始终恪守信用，　　从不开空头支票，良好的经营信誉，奠定了他事业成功的基础。
　　包玉刚以恪守信用为做人准则，因而对那些背信弃义，不守信用的人，嫉恶如仇，即使头顶香炉跪在他面前哀求，他也决不宽容，决不同情。
　　在他经营航运开始的几年，手中的船并不多，有一次，他看在一位朋友份上，把其中一条船租给了一个港商，是一个6个月的短期合约。在与这个港商签约前，他已听说此人是一个投机商人，名声不太好。只是碍于朋友面子，加上港商不逾期，他才勉强同意短期租借。
　　然而，租约到期之日，正值苏伊士运河关闭，运费飞涨，那个港商见有利可图，便千方百计以种种借口留住船只，到期也不退回，想继续租用包氏的低租货船，并主动把租金提高了一倍，还以现金预付三分之一费用。
　　但包玉刚对此人的行径极为不满，坚决拒绝续租请求，他说：“你把租金提高10倍也不会租给你了。”却把船以相对偏低的租金与日本一家信誉好的公司签了长约。
　　在金钱与信誉的天秤上，包玉刚选择了信誉。事实证明，包玉刚的选择是正确的。后来，埃以战争结束，关闭的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运费突然暴跌，那个冒险投机家宣告破产，而那些租船的船东也蒙受很大损失，有的也跟着破产了，而包玉刚与日本租户签订的是长期合同，避过了一场灾难。
　　包玉刚说：“你老老实实做生意、讲实话，干事规规矩矩，别人对你就有信心。
　　在五十年代，包玉刚所经营的都是散装货轮，吨位小，加上低租金，赚钱不多，发展不快。1967年以后，由于中东石油运输需要，包玉刚开始购买油轮，面向世界。可他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欧美的石油公司和其他租户对华人船东的船只都不屑一顾。认为中国人的船只年代久、管理差、技术状态不好，而包玉刚初初出道，外国人对他的名字十分陌生，对他的船队一无所知。这些公司老板只相信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挪威船王尼亚科斯、力端斯坦。包玉刚对此非常焦急，两道浓眉拧成一个疙瘩。这是西方人一种浅薄的偏见。他决心要破除这种人为构筑起来的偏见，打开僵局，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包玉刚开始四处出击，遍访各家欧美石油公司，一一游说，许诺作保：如不能保质保量按时地把油轮运到卸货港口，自愿接受加倍罚款，赔偿损失。欧美石油公司的老板们还是抱不信任态度，向他摇头。但内中一位业务人员，被包玉刚的诚恳态度和流利的英语所感动，建议他找美国的ESSO石油公司谈谈，包玉刚几经努力，这才将四艘小型油轮租给这个石油公司，但公司经理戴维纽顿只答应试一次。包玉刚微笑不语，心里想“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包玉刚亲自上阵，率领四艘小型油轮飘洋过海，往返运货。小型油轮载量少，自然比不上大油轮。但它的船速快，进港、靠岸比大油轮灵活，对于能源急需的国家来说，石油早一天运到，投入使用，就能赚大钱。对这一点，包玉刚心里十分清楚。这次为美国ESSO石油公司运油成功与否，不仅关系他的船队能否在海上航行，也关系到整个在港中国船队能否在国际航运界立住脚。他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这次运油的合作与信誉。他以宁波人精明的大脑，严密计算，统筹安排，精确无误地核定出小型油轮运送的日期，日以继夜地直接组织、调度人员，亲自监督船队装油起航，一番心血终于没有白流，四艘油轮按照合同，提前几个小时完成这次运油任务。无论是运输速度、装卸质量、安全保障等方面，都使美国ESSO石油公司十分满意。公司经理戴维纽顿非常高兴，向包玉刚伸出双手，激动地叫喊着：“OK！OK！包，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非常成功，今后我们可以经常合作”。他两手用劲抓着包玉刚的肩胛，仿佛要把他悬空拎起来，“中国船队，棒！”。
　　戴维纽顿是个讲交情的人。为了感谢包玉刚及时把石油运到，他特地在纽约举行酒会答谢，高度赞扬中国船东恪守信用和卓越的管理技能。
　　这次为美国ESSO石油公司运油成功，包氏环球公司在世界油轮业务方面打开了一条出路，并且为香港的华人船东赢得信誉，做了开路先锋。包氏环球公司从此挤入国际航运界，船队又有了迅速的发展，他的船队由七艘发展到20多艘。

借鸡生蛋 发展船队
　　在商品经济社会，银行的其中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放贷，银行是企业的最大输血机构。包玉刚的船队要迅猛发展，除了善于抓住机遇，诚信经营外，还在于他能巧妙地借助银行的力量，借鸡生蛋。但是，向银行借钱，找谁当担保人呢？在这里，银行更多的是看重“钱”，而不是“人”。“如果我能够找到一样东西证明有偿还这笔债务的能力，那么这样东西可以作为我的担保。”
　　“对，找日本银行给我开一张信用状作担保！但是，找哪家银行借钱？”包玉刚权衡了汇丰、渣打、有利三家银行，决定找汇丰银行。原因两条，一是他的船队中有一艘是抵押给汇丰银行的，可说有业务往来；二是他与汇丰银行信贷部主管桑达士打过交道，又是在高尔夫球场经常见面，算得上有些交情。
　　1961年，包玉刚约桑达士会晤，会晤中桑达士一句“君无戏言”，竟把两人事业推上顶峰。两人会谈中，包玉刚向桑达士表达了向汇丰银行贷款买船的要求。
　　桑达士为难地说：“包先生，对于船运业，我们银行一向比较谨慎，银行贷款的规矩，包先生你是清楚的……”包玉刚说：“如果有一家日本银行开出信用状，汇丰银行是否愿意借钱给我？”
　　桑达士想：“与其让他喋喋不休地纠缠下去，不如就先答应他，反正他也未必有什么能耐拿到日本银行的信用状。”想到这里，桑达士爽快地对包玉刚说：“包先生，只要你拿来信用状，我马上给你贴现。”
　　包玉刚眼前一亮：“此话当真？”
　　“君无戏言。” 桑达士用了一句相当中肯的中国话来回答包玉刚。
　　一个君子协定就这样诞生了。
　　包玉刚告别桑达士出来，马上订了一张飞日本的机票，一下飞机，就径直去拜见租户的总经理，向他说了自己的构想，几天奔波，几经周折，包玉刚如愿以偿，拿到了帮助他踏上船王之路的IC——银行信用状。
　　当包玉刚拿着这张银行信用状，走进汇丰银行桑达士办公室时，那位金发碧眼的英国绅士惊奇地睁大眼睛，仿佛不相信这是事实。
　　由于说过“君无戏言”的君子协定，桑达士并不食言，立即给包玉刚贷了款，包玉刚通过借钱买船，开始建立自己的海上王国。

终成一代 世界船王
　　桑达士因支持包玉刚搞船运，开创了银行涉足海运先河，1962年被提升为汇丰银行的首脑。两年后，桑达士更是与包玉刚携手合作，由汇丰银行投资环球船运，1971年，包玉刚接受汇丰银行邀请，加入其董事会，从而成为进入汇丰银行董事会的第一个中国人。
　　7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渐渐超过了其他两家银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采纳包玉刚的“投资多样化”的建议，走国际化路线。事实证明，汇丰的路子是走对了的。
有一篇介绍包玉刚的成功之道的文章中，作者这样形容包玉刚与桑达士以及汇丰银行的关系：
　　桑达士最大的功绩，是发掘了包玉刚。包玉刚的事业，是凭汇丰银行发展起来的。桑达士令包玉刚发达，包玉刚令桑达士升级，令汇丰银行跑赢了渣打银行。
　　从1961年到1968年的短短七年间，包玉刚的船队所拥有的轮船达到50艘，到1975年包玉刚登上了世界船王，他的环球集团所属运油船和干货船达84艘，赢得了东方奥纳西斯的称号。这离1955年一条旧船起家刚为20年。
　　时至1980年，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的船队已发展到200多艘，载重量达到2100万吨，成为世界船王之首。
　　一位香港记者采访包玉刚时问他：“包先生，作为一个中国出生的人，在国际航运上做出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你有何感想？
　　包玉刚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回答：“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以勤劳、诚实、厚道闻名于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过去在国外创业所遇到的困难，往往比其他国籍的人多，比较客气的不信任和直截了当不客气的白眼都时常碰到，要想做出卓越的成绩，只有靠我们埋头苦干，用我们的勤劳战胜困难，用我们的诚实取信于人。那种依赖外国政府给你资助或给你津贴的幻想是不现实的。一旦我们的事业顺利时，切不可妄自尊大；当事业不顺利时，也绝不卑躬屈膝，人应该保持着尊严和自信心。”包玉刚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他事业成功的经验总结，也是他与人交往的为人准则。

三、报效祖国 造福桑梓

心系祖国 会晤邓公
　　包玉刚经常向人宣传他的一个论点是，他的成功离不开香港特殊的经济环境，香港的繁荣离不开内地的支持。作为一名海外华人，只有中国强大，才能在国外感到光荣与自信，因此，包玉刚虽然长期在海上经营他的航运王国，可他对国内风云始终关注着。
　　新中国成立后，包玉刚对内地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迷茫、失望到希望的过程。透过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有一个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重新给他以希望和信心，这就是邓小平。
　　早在“文革”之后，邓小平支持广大农民包产到户的举动，就曾引起包玉刚的注意，此后，邓小平大张旗鼓地推进改革发展的勇气和魄力，改变了过去包玉刚认为“共产党搞经济外行”的偏见；粉碎“四人帮”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包玉刚面对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更坚定了服务四化，报效祖国的决心。
　　邓小平，这位中国“东方巨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包玉刚，调度一支庞大的船队博击四海风云的船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那是1981年7月6日，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包兆龙、包玉刚父子，笑容满面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
　　“早就应该见面了”，一个“早”道出了他们“相见恨晚”的迫切心情。
　　虽是初次见面，但他们立刻像老朋友似地欢谈起来。
　　邓小平：好吗？
　　包玉刚：好！好！谢谢您。我是1918年生，63岁。
　　邓小平拍了拍包玉刚结实的肩膀，说：“还非常健壮！”
　　“邓副主席也很健康！”包玉刚笑着回答邓小平。
　　接着包玉刚介绍了自己搞航运的经历：1955年，我开始有了第一条船，8700吨，到1981年拥有210条船，总吨2100万吨，包括在国内订造的6条。邓小平静静地听着，有时也提一些问题，而如何发展中国的造船业问题，就成了他们的热门话题。
　　会见不知不觉进行了38分钟，该握手告别了，邓小平意犹未尽地说：“过去我们没有见过，这次见到了。”
　　“是的，谢谢，感谢邓副主席的接见。”包玉刚说。
对包玉刚来说，从这第一次会面后不仅佩服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雄才大略，同时也被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人格魅力深深打动；这不仅使他消除了40年来形成的对共产党的种种误解和隔阂，也增强了支持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热情。

兆龙饭店 石破天惊
　　1980年3月15日，包玉刚应时任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到北京商谈订购船舶和航运合营等问题。合营协议签订后，王震、谷牧等领导人会见了包玉刚。
会谈中，包玉刚一再表示愿意支持祖国的旅游事业。他说：“北京缺少旅游饭店，我来贡献。父亲包兆龙和我本人愿意无条件地捐赠1000万美元，在北京适当地点建一现代化规格的旅游饭店，我只有一个要求，为纪念我的爸爸，我爸爸已经80多岁了，饭店就叫兆龙饭店。”就在邓小平这次与包玉刚历史性会见之前1981年1月，包玉刚在广州与柴树藩商谈合作时，又表示愿意向上海交通大学也捐赠1000万美元，用来建造一座现代化图书馆，唯一的要求也是以包兆龙命名……。
　　但是令包玉刚父子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热心肠遇到了冷面孔，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政治思维，当时的中国，刚实行改革开放，但人们还没有从阶级斗争束缚中解放出来，甚至有人说：“难道我们要接受资本家的捐赠？而且还要用私人的名字来命名？因此，包玉刚的1000万美元的支票硬是没有人敢接。时任国家旅游总局的副局长庄炎林感到压力很大，最后，给邓小平打了报告，寻求支持。
　　邓小平了解情况后快人快语：“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用？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不久，邓小平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1000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来啊！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包玉刚听到消息，说：“好，我马上把支票送过来。”
　　转眼就是包玉刚父子到京的日子，1981年7月6日邓小平接见包兆龙、包玉刚父子，邓小平亲手接过包玉刚面值的1000万美元建造兆龙饭店的支票和1000万美元建造上海交大图书馆承诺书。会见期间，邓小平赞扬了包玉刚对国家建设的帮助和支持，认为他很爱国很热心。
　　邓小平践诺题写了“兆龙饭店”的店名。得益于邓小平的关心与支持，兆龙饭店建造得以顺利进行，1985年10月25日，邓小平还破天荒为一家饭店的落成典礼剪了彩。 
　　这一天，对包玉刚来说是一生中最为激动的一天，一是他终于实现了为祖国作贡献的愿望，二是邓小平亲自出席饭店的落成仪式，并与包玉刚在兆龙饭店合影留念。

船王创建 宁波大学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包玉刚深受鼓舞。他终于高兴地接受了宁波市政府邀请，于1984年10月28日，在卢绪章陪同下，踏上了阔别几十年后的宁波故乡。
　　包玉刚第一次回到宁波，有意要为家乡办些实事。便问当时陪同的宁波市市长耿典华，宁波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耿典华：“宁波现在还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地方培养建设人才很困难。”
　　第二天，宁波市委宴请包玉刚夫妇。席间包玉刚谈了两天来的观感。说：“宁波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不过宁波潜力还很大，特别是宁波港，如果能充分开发，我看宁波前景无量。”
　　市委书记葛洪升说：“宁波被正式列入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后，市委、市政府专门作了部署。现在最要紧的是资金和人才。我们诚心欢迎包先生能对宁波的发展多提宝贵意见。”
　　包玉刚突然端起酒杯站了起来，并郑重地拉着葛洪升的手宣布：“葛书记，我决定创办宁波大学！我出钞票2000万美元，你出地皮。”
　　包玉刚的这一决定，使在座的各位皆大欢喜，大家都站起来鼓掌庆贺。
　　1984年12月20日上午，刚刚参加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观礼后的　　包玉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其时，距包玉刚第一次回故乡不到两个月，话题就从包玉刚这次回家乡谈起。
　　包玉刚：“我最近去了家乡宁波，准备做点事情，您听说了吗？”
　　邓小平：“听说了。你很热心啊。”
　　包玉刚：“宁波是我的故乡，我已经40多年没有回家乡了，宁波有1万多平方公里，比香港大10倍，香港550万人口，有4所大学，宁波500万人口，没有一所大学，所以我打算在宁波办一所大学，希望得到邓主任的支持。”
　　邓小平笑着说：“我赞成。”
　　会见中，包玉刚提出请邓小平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邓小平答应一定写。
　　10月份的意向，12月在北京就敲定了。耿典华在北京参加包玉刚兴建宁波大学的签约仪式。据他后来回忆说：“我与卢绪章和包先生一家在北京建国饭店共进早餐，前夜刚刚参加草签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仪式后的包玉刚，红光满面，异常兴奋，他对我说：”仪式之后，邓小平主任单独接见了我，他向我介绍了回宁波的访问和打算帮助家乡建立一所大学的情况。邓主任给我以很大鼓励，向我谈了发展教育培育人才的重要性，给我启发很大。接着，包先生又询问起建设宁波大学筹建的计划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时，服务员上了一道黄亮亮的油炸芝麻汤团点心，只见包先生抢先举起筷子，夹了一只汤团放在我的碗里，笑着对我说：“市长，这只金汤团值两千万美元啊，这件事就这样定了。”包先生幽默的动作和语言，逗得在座客人都笑了起来。
　　1985年1月4日，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说：“办宁波大学的问题，包玉刚讲，大学归国家办，他出钱，这是好事，我答应给题写校名。你们应该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情办好。不到半月，小平同志的题字就由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鹏转到了宁波大学。
在邓小平支持、关怀下，宁波大学的筹建工作非常顺利。
　　1985年10月29日，举行了宁波大学奠基典礼。包玉刚在奠基典礼上饱含深情地致词：“这次回来，我们办了四件喜事：”前些日子为北京兆龙饭店剪彩；前天为上海交通大学兆龙图书馆落成剪彩；昨天为家乡兆龙学校落成剪彩；今天为宁波大学奠基。我们包家要为祖国为家乡多作贡献。”
　　1986年11月25日，包玉刚出席了宁波大学开学典礼。从此结束了宁波没有综合性大学的历史，也圆了几代宁波人的大学梦。

校友共建 中兴中学
　　在宁波，包玉刚除捐资创办宁波大学外，还与其他中兴学校校友一起恢复了中兴中学。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船王对少年时代的恩师始终铭记不忘，当1984年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在中兴小学王尔功、阮维肇、曹世豪、庄修之四位同班老同学陪同下，想看看他的恩师支家英——这位当年选他当旗手的老师。
　　可惜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师已谢世多年，师母尚健在，已是86岁的高龄，却耳聪目明，很有精神。船王见到她，非常高兴，犹如见到恩师一样，恭恭敬敬地师母三鞠躬。在师母房间里，船王看到了支老师的遗像，他虔诚地双手合十，毕恭毕敬鞠躬。
　　五十余年后的今天，船王看到老师遗像，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心里默默念叨：“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中兴母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淹没，我们敬爱的老师多已长眠地下。但他们的教诲永留心间。他们创建的母校要恢复，要让中兴重放光彩。
　　在即将离开师母家时，他对师母说：“你老有话，就对学生说，能办到的，学生一定尽心尽力去办。”
　　师母抹了一下泪水，笑了：“我没啥要求，中兴也停办多年，这次二哥（指船王）你把学校重新来办一办吧！” 船王含笑点头说：“师母，您老人家放心，学生一定尽力恢复中兴母校，感谢恩师和母校师长对学生的教诲、栽培。”
　　船王离开师母家便和几位同学朝中兴学校旧址——叶氏义庄走去，路上，船王对王、阮、曹、庄四位同学说：“我个人意见，中兴母校新校址就设在叶家旁边，土地由你们四位负责征用，钱由我们这些香港校友出。”　　　四位同学都笑了，齐声说：“好”。　　　1984年11月，就在包玉刚离开故乡回香港不久，第四届中兴校友会筹备会以王尔功、阮维肇、曹世豪、庄修之四人的名义、向旅港中兴校友发出恢复中兴学校的倡议。 包玉刚接函后异常激动，当即回函：“来函述及中兴母校之议，不胜欣慰，我对此深寄厚望。”1985年2月10日，中兴学校第四届校友会和中兴学校筹建委员会，相继在上海南京东路和平饭店宣告成立，在校友会上，这些两鬓已经斑白的老同学、真是感慨万千、即兴赋诗一首：“少年岁月赛黄金，黄金那比同窗情，老来从容忆少年，喜展蓝图画中兴。”道出了这群老同学重逢共商复校的喜悦心情。恢复中兴中学的消息，犹如一阵春风，吹醒了旅港中兴校友那份沉睡多年的母校情。 连续三届任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的包从兴，是一位蜚声海内外、德高望重的企业巨擘，听到中兴复校的消息后，主动负起联络旅港校友的重任，发起认捐复校资金工作。 邵逸夫学长、包从兴学长和赵安中学长以其子名义各捐100万港元，叶谋彰学长捐50万港元，其余由包玉刚学长捐资650万凑足1000万港元建造中兴中学。1986年10月26日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 由于包玉刚等中兴旅港校友的大力支持，1987年9月百年中兴重新拔地而起，并由原来窄小破旧的小学扩建为一所环境幽雅、设备齐全的完全中学 在10月3日的落成典礼上、包玉刚以一个老校友的身份语重心长地对新一代中兴学子说：“希望你们好好利用这所设施完备的学校，接受各位师长的教导，刻苦学习，使自己打好基础，造就成有用的人才，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那位当年曾创办中兴学校的叶公澄忠如果在天有灵，也该为中兴学校有包玉刚等这样的学长而感到欣慰，感到自豪。
 

船王精神 激励后代
　　船王为什么热衷于在家乡办教育？究其原因，至少受了两位名人的影响。一位是近代宁波帮先驱叶澄衷先生，在他事业有成后，悟出了一条道理，他说：“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1899年在上海虹口出资10万两银兴建澄衷蒙学堂，这就是现在的澄衷高级中学。1902年，在家乡镇海庄市斥资3万两银创建叶氏义庄，1903年建义塾，这就是中兴中学的前身。两所百年名校，培养了大批人才。
　　另一位是现代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熟悉的人都知道，自1981年开始，包玉刚和邓小平的多次会见中，经常谈到教育问题，小平多次对他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没有人才，没有知识，四化建设将成为空中楼阁。”所以船王致力于办学，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决定。你如走进船王在香港宽敞明亮的会客厅里，就会看到墙上挂着一幅条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船王包玉刚》一书的两位传记作家曾就此事访问过他。他凝眸沉思了片刻，说：“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计划，必须要有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科技作支撑，培养人才更是刻不容缓，因而教育方面是首先的基本工作。宁波是全国十四个开放港口之一，兴办大学是一件十分急切的事。而小学、中学又是大学的基础，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高楼大厦是造不起来的。我们捐资一所大学，恢复一座中学，新办一个兆龙小学，其目的和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话锋一转：“我非常怀念我们的中兴学校，与附近几所规模较大的同类学校相比，无论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习程度，几乎要高出一年光景，方圆十几里的学生家长都特意送子女到中兴上学。”

世界船王包玉刚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但是可以告慰他的是，他以前捐建的宁波大学和与校友一起捐资复校的中兴中学，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包玉刚在1986年宁波大学开学典礼上，给宁大2000年的发展规模是在校5千学生、可现在已发展为18个学院2万多学生；1987年包玉刚在中兴中学落成典礼上聆听他报告的只有800多学生，可现在已经发展到43个班级2260多学生。
　　船王的艰苦创业及辉煌的成功生涯和爱国爱乡精神，将永驻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