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富豪不计其数，但是没有一个像邵逸夫那样，是以经营影视业而成超级富豪。据估算，邵逸夫的资产超过100亿港元。多年来，他一直稳踞香港十大超级富豪榜上。

今年百岁高龄的邵逸夫，白手起家，历经磨难，创立了影视王国。他是百年中国电影的见证人。是他，开创了中国早期电影的新局面，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影，中国影视的进步与发展，有邵逸夫及其公司的心血。

几十年来，邵逸夫先后向世界各国和中国内地捐赠巨款，兴建教育事业和医疗机构，造福社会。其中从1985年以来向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的大中小学捐资共达31.5亿港元，被誉为华夏捐资兴教第一人。

经中国有关部门申报，国际小行星机构批准，将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美国三藩市将每年的9月8日命名为“邵逸夫日”。

邵逸夫发达的秘笈和成功之路，堪称一代楷模，传世典范。本文试从几个史实片断，对邵逸夫的成功生涯作些研究性探索，以供后人学习。

一、历 经 磨 难

邵逸夫，宁波镇海庄市人，1907年出生，父亲邵玉轩，在上海经营颜料行业。他一生共生育三女五子。五位公子分别是：老大仁杰，老二仁棣，老三仁枚，老六仁楞，老八仁葆。仁楞少年时代，曾在宁波名校镇海叶氏中兴学堂求读。他自幼天资聪颖，悟性过人，对事物有过目不忘之本领，博得全家人的喜爱。

后来，除老八外，四兄弟商量改名，经过反复斟酌与修定，邵家四兄弟决定用别号代替名字。老大号醉翁，老二号村人，老三号山客，老六号逸夫，经得父亲同意后，邵家四杰从此更名，并在商场大显身手。其中除老三山客赴新加坡创业时，改回本名仁枚外，其余兄弟均放弃本名。若干年后，当有人问邵逸夫，你为什么要叫邵逸夫？他笑答：“意在安安逸逸度过一生。”

创立“天一” 遭到围剿

1924年，曾是上海神州大学法律系优秀毕业生邵醉翁，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同娱乐业结下不解之缘。那年他创立了“天一影片公司”。意即“天下第一”。口气颇大，雄心勃勃。

“天一影片公司”的诞生，是中国电影史浓墨重彩的华章。中国电影从此开创了新纪元！

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邵醉翁里里外外一把手，操劳“天一”事务，总感到孤军奋战，力不从心。于是一纸急召，村人、山客、逸夫三个兄弟赶至帐下，根据特点，委以公司重任，逸夫任外埠发行。虽然年纪最小，却才智超群、勤奋好学、进步神速。

后起之秀的“天一”，在上海电影界虽属无名小辈，却来势甚猛，锐不可挡。

不多时候，“天一”就拿出创业之作，投拍的影片是《立地成佛》。剧情讲述一个军人，机缘巧合成为大军阀，就无恶不作。后因女儿战死沙场，于是大彻大悟，遣散妻妾，放下屠刀，削发入山，终成正果。

由于题材新鲜，影片不落俗套，故事生动，情节感人，一经上映，便大爆冷门，场场满座。公司自然盈利丰厚，财源滚滚。

头炮打响，一鸣惊人。“天一”再接再厉，乘胜追击，紧接着开拍第二部影片《女侠李飞飞》，这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片。因此后来有人称“邵醉翁乃是中国武侠片的开山鼻祖”。

《女侠李飞飞》比《立地成佛》更为轰动走俏，几乎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

两部影片的打响，“天一公司”在上海滩可谓家喻户晓了。

初降人间的“天一”对上海影坛老大“明星”公司造成严重的威胁，将其业务抢去了许多，“明星”公司的明星们要跳槽，导演们要出走，“明星”失去往日的威风。

“明星”公司的老板周剑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认为要彻底打败“天一”，就必须仿效美国八大公司的做法，联合起来，逼走小公司。

“明星”公司当即出面，以他们为主，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及“华剧”等5家电影公司，成立“六合影业公司”，组成了强大的联合发行网，共同抵抗、围剿“天一公司”。其中有一条最厉害的规定：任何发行商和他们签订了合同，就不准购买“天一”出品的影片。

这便是中国电影史上有名的“六合围剿”。

去闯南洋 兄弟遇险

被“六合”逼得走投无路的“天一”，只好改弦易辙，放弃上海的基业，远走南洋，卧薪尝胆，再图发展。

1926年3月，邵山客单枪匹马，带着“天一”的片子和一笔资金，踏上了远赴南洋的征程。

跨越千山万水，冲破艰难险阻，轮船终于安全抵达新加坡。他来不及欣赏美丽的狮城，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但是，又碰上了钉子。大戏院只放西片，小戏院又给“六合”绑住，对“天一”的封锁，使“天一”影片没有真正打进新加坡。

邵山客仍信心十足，看准新加坡的市场潜力。他调整方针，另辟蹊径：先在新加坡周边城镇进行放映突破，再杀回市中心，抢夺市场。这一着果然效果明显，短短一个季度，其业务已是应接不暇。任凭他能力再强也难以应付，这时就想到了让老六逸夫来帮忙。

1926年8月，年方19岁的邵逸夫刚刚中学毕业，正踌躇满志地准备报考大学深造。孰料，邵仁枚的一纸电报，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邵逸夫接到三哥电报，当即收拾行李，买好船票，他要远赴新加坡去助仁枚一臂之力。

至此，邵逸夫登台亮相，急赴南洋，同三哥仁枚联袂行动，共同演绎“邵氏电影王国”的传奇故事。

后来，杜云之在他撰写的《中国电影史》中这样说：“邵氏兄弟从巡回放映电影，发展成为开设游艺场和电影馆，刻苦耐劳的经营，耗时30余年，终于在新加坡创立庞大的电影娱乐事业，拥有100多家电影院和若干游乐场……”。

从电影史料记载来看，邵氏兄弟在南洋可谓赤手空拳打天下。

开始，他们租不到戏院放电影，便租空地搭帐篷，放“天一公司”出品的影片。

由于他们的片源不断，生意越做越活，逐渐由新加坡发展到马来西亚。

兄弟俩以新加坡为基地，用手提放映机这一简陋的设备，忍受着当地湿热的气候和毒蚊的叮咬，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新马轮回放映。工作之艰辛，只有身临其境，才有深刻体会。

每天拂晓时分，邵氏兄弟就忙开了。仁枚负责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帐篷；逸夫写好海报，拎着浆糊桶，走街串巷地张贴。待他们干完这些准备工作时，一轮红日才冉冉升起。他们就开始了早场的放映，接纳第一批观众。晚上送走最后一名观众，已是子夜时分，接着拆卸帐篷、收拾放映机，往往干到雄鸡报晓，才能入睡。

1927年，他们从实际出发，对放映设备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改革，他们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经过改装，成为流动放映车，这可能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流动放映车吧！出于意料的是，这种吉普赛式流动放映院特别受欢迎。所到之处，人山人海，观者如潮，十分壮观。

这种穿梭于马来西亚大镇小街、穷乡僻壤的巡回放映，虽说搞活了经营，打开了市场，取得了效益，但其中的艰难困苦，重重险阻，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马来西亚属热带气候，长年炎热，毒蚊猖獗。每放映完一场电影，他们身上被咬得大疱小疱，红肿不消，奇痒无比，实在被咬得难受时，他们干脆就穿着长衣长裤，把身上裹得严严实实，以防止蚊蝇的攻击。三伏酷暑，每次收工，兄弟俩都像从水里捞上来似的……。

那年七月的某日，天气闷热，邵逸夫因为连日疲劳，加上衣服不透气，他渐渐地支撑不住了，终于出现了虚脱，倒在了放映机上……。

最危险的一次是马六甲的森林之行。

邵氏兄弟为了给林区的林业工人放映电影，手提肩扛放映机，沿着崎岖小路缓步慢行。小路被密密匝匝的植物阻塞得不见缝隙，而且全是带刺的灌木与杂草。仁枚稍不留神，手背已被划得鲜血直流。邵逸夫只得拔出尖刀，砍开棘刺与灌木，开出一条小道来。他们负重开路，缓慢前行时，忽然感到身后有股冷风袭来，两人回头一看，顿时直冒冷汗，一头花斑豹正张开血盆大口逼近他们……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到“砰、砰”几声响，打死了花斑豹，两人侥幸脱险。

原来，林业工人见邵氏兄弟久久未到，很不放心，遂派出几位当地土著猎人前去迎接，恰巧，半路上碰上了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们立即出手相救方解兄弟俩于危难之中。倘若再来晚一点，那后果不堪设想……。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有了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邵氏兄弟愈益练就临危不惧英雄胆识，强者勇气。

这一年，邵逸夫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RUN RUN SHAW，这RUN者，即跑来跑去的意思。

贵人相助 收购戏院

邵氏兄弟依靠大篷车式的流动作业，日夜操劳，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扎稳打，换来了非常有效的原始积累，他们的流动放映车已增至六部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邵氏兄弟的足迹踏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山山水水，对大镇小巷和穷乡僻壤已摸得透熟，认识的人自然也就多起来。也许是邵氏兄弟的人缘好，他们的事业，不久得到了槟城首富王竞成的鼎力相助。

那时候，独霸南洋影片业务的“地头蛇”叫王雨亭。他专程赴上海和“六合”签约，组成联盟集团，一致不买“天一”的影片。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然而戏院和院商之间同样也有很大的矛盾和恩怨。

王竞成肯挺身而出一伸救援之手，正是看中了邵氏兄弟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

由王竞成出面拉拢撮合，许多困难迎刃而解。

邵氏兄弟当下不惜重金包下了新加坡的“华英戏院”、吉隆坡的“中华戏院”、怡保的“万景台戏院”和马六甲的“一景团影戏院”构成了邵氏兄弟最早的戏院和发行网络。

企盼已久的目标终成现实，邵氏兄弟高兴得一夜未合眼，有了自己的院线，既不需再过吉普赛式的流浪生活，也不用再寄人篱下，一扫过去那种求爷爷告奶奶无人理采的窝囊劲。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按照自己心中的夙愿，勇往直前了。

无巧不成书。就在邵氏兄弟交上好运的时候，他们又意外在地槟城遇上从上海过来的黄毓彬。

这黄毓彬是什么人呢？原来是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股东，已与“六合公司”不欢而散，分道扬镳。负气之下，他携资远走南洋，自谋出路，积聚力量以期日后再与“六合”决一胜负。

邵仁枚和黄毓彬的想法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合作，组织一个南洋的电影发行网，反击“六合”。

好事接踵而来，由于社交场合的邂逅，邵氏兄弟又同当时新加坡的大富豪黄文达、黄平福兄弟交上了朋友，且得到黄家兄弟的真诚帮助，其事业日益壮大，再也无人敢小觑他们了。

黄家兄弟在新加坡物业众多，不仅开设了银行，在金融界争锋，而且拥有当年南洋一带最大的“新世界游乐场”，独占新马娱乐业魁首。黄家兄弟独具慧眼，认定邵氏兄弟是不可多得的千里马，必成大器，必建伟业。

他们不惧失败，勇冒风险。豪不犹豫地同邵氏兄弟合作，将“新世界游乐场”大胆地交由邵氏兄弟经营管理。

经历南征北战，沐浴商场风雨多年的邵氏兄弟，当有自己的经商奥秘、致胜法宝。他们果然不负黄家兄弟的厚望，把“新世界”经营得锦上添花。一年下来，获利甚丰。全年的总收入，便超过黄家兄弟数年收入总和。乐得他俩大摆筵席，为邵仁枚和邵逸夫举行庆功宴。

1930年，邵仁枚和邵逸夫正式挂出“邵氏兄弟公司的招牌”。并先后收购了“新世界游乐场”和“大世界游乐场”。如此一举，邵氏兄弟在新加坡的三大游乐场中已占其二。

到了1934年，“邵氏公司”已拥有40多家戏院，当然是娱乐业的大亨了。

“邵氏”戏院发展到全盛时期达100多家，进而拓展到香港。美国华埠，邵氏王朝拥有200余家娱乐城堡，全球每天有100万观众在邵氏影戏院里看电影，这当然是后话了。

海上遇难 幸得生还

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人们对无声电影渐渐失去了兴趣，影院的生意大受冲击，日渐清淡。邵逸夫意识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出现有声电影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无声片将面临绝路。

一天，沉闷多日的邵逸夫忽然对三哥邵仁枚说：“三哥，我想了好几天了。无声片继续放下去没有前途的。我们干脆放有声片吧！”

邵氏兄弟都知道，当时的美国好莱坞和欧洲都已有了有声片。但邵仁枚总认为力不从心，迟迟不敢出手。现在邵逸夫主动提出有声电影的话题，邵仁枚信心大增，情绪高亢。他当即鼓励逸夫说：“六弟，你干吧！我支持你，但可不能半途而废，只能想办法成功，不能回头。”

兄弟俩说干就干，1931年，邵逸夫只身一人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

位于西半球的美国，与南洋相融万里之遥，深不可测的洋面变化无常，刚在还是风平浪静，顷刻间，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轮船一会儿被推上峰顶浪尖，一会儿又跌入低谷。上下颠簸，左右摇晃。邵逸夫躺在船舱里，只觉得天旋地转，不辨东西南北，他胃里翻江倒海般痛苦难受。

轮船就在飘摇中艰难地驰出了马六甲海峡。随着夜幕的降临，海上漆黑一片，只有船上的照明灯泛着昏暗的微光。突然“轰”的一声巨响，由于驾船水手一不留神，轮船触礁了，无法航行了，海水从船底渗进船舱，顷刻变成涌入船舱，船上旅客，哭天喊地，乱作一团，加上汹涌的波涛声，在静寂的黑夜里显得如此恐怖……。

邵逸夫动作敏捷，死死地抱住一块舢板不放，飘泊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

总算邵逸夫命大福大，第二天上午，前来救援的船只终于将他救起。

一个月的海上航行，实在惊心动魄。

阴霾过后，云开雾散。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轮船驶进了纽约港，自由女神张开热情的臂膀，欢迎从东方远道而来的邵逸夫。

有声影片 一炮打响

邵逸夫抵达美国后，他无心欣赏大洋彼岸美丽的景致，就直赴好莱坞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影生产王国。他惊叹好莱坞“制梦工厂”的流水作业，贪婪地观看了几十部有声电影，在心里盘算着：我也要走好莱坞式的道路，去建立自己的电影王国。

他知道“货比三家不吃亏”的道理，认真走访，仔细挑选，细细琢磨。在价格谈判上，他锱铢必较，咬住不放，邵逸夫终于买到一批价廉物美的电影器材，风风火火奔向码头，累死累活地回到了新加坡。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的侵华阴谋。占领东三省，只是日寇灭亡中国进而征服世界妄想的第一步。在东北，日军不到三个月便占领了锦州，迫使我东北军退入关内。1932年，1月28日，日寇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蔡延锴指挥的19路军将士英勇抵抗，奋勇杀敌，终因孤立无援，寡不敌众。

邵醉翁在商言商，从自身利益出发，判断上海形势不稳，经与老二邵村人商量后作出决策，决定把“天一公司”的主力从上海转移，南迁香港。

邵醉翁先留下邵村人在上海继续做发行，以观上海风向，再做定夺。他自己则带上一大批制片人才来到香港，在九龙开设了“天一港厂”（后改南洋影片公司）。

满足了现状的人，只会停滞不前。邵逸夫不愿做一只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恋巢小鸟，他要当勇往直前、翱翔在时代的潮头的海燕。

他发现有声影片全是好莱坞和西方生产的洋货，而华人影片公司和自己公司生产的仍然是无声片。他越来越不满意这种情况。

1934年，他和邵仁枚拿定主意，生产自己的有声影片。于是，他立即前往香港告诉大哥邵醉翁。

同年，由邵醉翁执导，“天一”在香港的创业之作、邵氏兄弟联袂拍摄的第一部有声国产片《白金龙》问世。

《白金龙》先声夺人，同时在香港和上海隆重推出，场场爆满，格外地走俏，连续数月公演，仍持久不衰，为“天一”带来巨额资产，利润突破100万大关。

这个100万，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30年代，香港百姓的月薪才二三十元，那年头买一栋房子也只需上万元。有100万元的在香港可算是富翁了，在当时也是为数不多。

一部《白金龙》不仅为邵氏创造票房奇迹，也使中国电影从无声片进入有声片的新时代。

战争爆发 受到挫折

正当南洋影片公司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份，南洋也沦陷失守，成为日寇统治区。邵氏兄弟苦心经营十几年的电影事业几乎毁于一旦，邵逸夫本人也险遇灭顶之灾。

一天中午，因生意惨淡。正在家中闭目养神的邵逸夫，被一阵粗暴的踢门声惊醒，数十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不由分说，将邵逸夫团团围住，一阵殴打之后，邵逸夫被带到日本宪兵部。在宪兵部，邵逸夫被惨无人性的日本宪兵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还以拍摄“反日电影”的罪名被投下监狱。幸亏日本宪兵部中有些人原是他公司职员。邵逸夫平日里人缘好，对职员们厚爱有加，令他们非常难忘，总想报答邵逸夫。现在邵逸夫被日本宪兵抓起来，他们便挺身而出，义不容辞地救助邵逸夫，经过这些人的积极活动，邵逸夫被保出狱。

患难之时见真情。重获自由的邵逸夫，一辈子也忘不掉救他出狱的那些原公司职员，他专门设宴，答谢救命恩人。

1945年，战败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邵逸夫继续经营在南洋的电影事业。

1950年，他再次去美国、西欧、澳大利亚等更新器材，学习和考察西方先进技术。　　1956年，即邵氏机构在新加坡创立30周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爪哇等拥有100多家电影院和10多座大型游乐场。

二、开 拓 创 新

来到香港 构建影城

邵逸夫并不满足在南洋的事业。1957年，年届半百正当人生盛年的邵逸夫，决定重振邵氏影业。他从新加坡来到香港，耗费巨资，构筑影城。

50年代的香港，电影业群雄并起，诸侯割据，竞争激烈。这个时候，邵逸夫去香港重振邵氏影业，足见他的锐利眼光和足够的勇气。

有人说，邵逸夫的理想是，提高中国影片的水平，发展国语片的国际市场；也有人说，邵氏兄弟公司在东南亚建立了“桥头堡”后，眼看战后香港的工商业日渐发达，是一个潜力颇大的市场，兄弟商量后，决定派邵逸夫到香港扩展业务。

但不管怎么说，事实是邵逸夫离开邵仁枚，离开新加坡、马来西亚，来到香港，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

邵逸夫一到香港，顾不得洗去风尘，立即动手开展业务。他首先买下清水湾220号地段的地皮，准备建造电影制片厂。

那时候，九龙清水湾地界，远离香港闹市区，依山傍海，空旷荒凉，乱石遍地，杂草丛生，交通不便，杳无人烟，要在这块废墟上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制片厂，这是何等的胆识与气概。

但邵逸夫相中了这里是独一无二的好环境，此处远离闹市区，正是制作影片的理想之地。因为拍电影需要安静，场地大，环境优雅，才能保证拍片工作正常进行。

邵逸夫信心十足，他要开山填海，修路架桥，在杂乱无章的荒地上建立拍片工厂。

邵逸夫说干就干，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市区与清水湾之间，筹划着片场的设计方案。他忙得连空闲的时间都没有，一日三餐也常常被遗忘，直到肚子咕咕叫，才胡乱地找点吃的充饥；有时实在困，就把头伸到自来水笼头下，用凉水冲一下，清醒神智、消除疲劳。夜以继日的工作，已成了他的习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干脆吃住在现场。

由于大家齐心协力，很快便将乱石遍布、野草丛生的荒坡削为平地，一条宽阔平坦的柏油路展现在清水湾的秃岭荒山之间。

道路通畅了，规划和蓝图就可以紧锣密鼓地实施了。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彩旗飞舞，礼花高升，喜庆锣鼓敲响了。随着剪彩的剪刀轻落，邵逸夫扬手揭开牌匾上的红绸，“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10个金灿灿的大字展现在众人眼前。霎时，掌声如潮，欢歌笑语连成一片。

邵逸夫胸怀大志，心比天高。他要搞一个配套完备的拍摄场地——拍摄工厂！他要走好莱坞式“制梦工厂”的道路。他深知国产片水准不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拍摄场地。散兵游勇、流动作业，或是手工作坊式的小本经营，不能形成大规模集团力量，在国际市场上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邵逸夫精心地描绘着“邵氏影城”的美丽蓝图：隔离片厂、置景场所、摄影棚、行政大楼、暗房、重印所、货仓、服装道具室、放映室以及生活区等等。

地皮有了，道路通了，招牌挂了，邵逸夫又开展了他第二步宏伟计划：大兴土木，营造拍摄场棚等制片设施，建立影城。

他炸山采石，充填入海，增加面积。工程浩大，耗费巨资。

清水湾影城从1957年动土，前后历时七年，终于建成，成为亚洲最大的摄影厂。

邵逸夫雄才大略，英明果断。清水湾影城的建立，为邵逸夫荣登影坛霸主、造就影视大王奠定了根基。

现在，让我们走进“邵氏影城”，重点参观一下它的规模与现代化的设施。

影城除了四座摄影棚和四栋员工宿舍外，还添置了各种技术室和片厂，面积竟达100万平方英尺。

“邵氏”的彩色中心，坐落在影城的东南角，楼高四层，分为冲片、印片、检定和药水调配登多个部门，并有洗片用水温度的控制设备。可以说，从彩色胶片的冲印到海报的印刷，全都在影城里进行和完成。除了柯达的底片进口外，不出“邵氏”的大门，就能制作出一部电影来。而在“邵氏影城”以前，冲洗胶片，要到日本东洋视像所去进行。自彩色中心建成后，全部由自己完成。每个月可以冲洗胶片150至200万英尺。也就是说，可以生产150个到200个拷贝。

影城内有永久性街道5条，店铺四五十家，单是招牌就有100多块。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当然不能缺少，后来虽然屡经改建，但仍留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蛛丝马迹。

道具间占地3万多英尺，放置了道具10万余件。古董、花瓶、钟表、陶瓷、酸枝家具、字画摆设等，应有尽有，不计其数。而曾扔在一边的，人们还可以找到唐伯虎、赵少昂的真迹。

服装跟道具间一样，是影城的重要部门。它分成几个部门，分别挂着各个影片的服装，否则找起来就麻烦了。在香港摩罗街店铺里出售的几万元港币一件的龙袍，“邵氏影城”就有几十套。《大军阀》里慈禧太后所穿的那件，价格惊人不算，在香港根本找不到第二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除了制作电影的各种专业用房外，还建造了许多配套的生活设施。

影城共有员工1500多人。相当一部分员工住在影城内的四幢宿舍楼里，共265套单元。香港汇丰银行还专门在城内开设了个“迷你银行”，方便影城的人们。

影城还建有三个食堂。一走进去，仿佛时光倒流，穿着唐、元、明、清各朝代服装的人物随处可见。

大明星的妈妈，早已在家做好了一桌佳味菜肴，叫家里女佣搬到食堂里来宴客。当时的香港普通观众，都以能踏进影城食堂，看一看大明星们怎样食人间烟火，而作为一种荣誉，可以向朋友们炫耀几年呢！

影城规模庞大，设备齐全，尽善尽美，不但在整个亚洲名列第一，而且在世界影坛上也颇为罕见，屈指可数。

美国的好莱坞片厂中，可能有规模更大的工厂、更闪亮的明星，但是他们绝对没有“邵氏影城”的设备齐全。

“邵氏”的员工，曾为影城归纳出三大优点：一、空气清洁；二、饭菜便宜；三、发薪准时。

“邵氏公司”在影城崛起，拍片工作紧张繁忙，每年要拍三四十部片子，最多是1974年，拍了50部。

值得一提的是，“邵氏影城”在推广中国文化上功不可没。在每部影片里都印上中英文字幕，这是邵逸夫的首创和发明，足见他的爱国心。因为当时在世界上，很多华侨在国外聚集处，中文被当地政府扼杀，海外同胞们都鼓励子女们多看电影。至少，让他们的下一代不要忘记中文，不要忘记祖国。

观看电影 世上无双

在清水湾的影城里，有一个与众不同、必不可少的场所，这就是“邵氏公司”的试片室。那里是邵逸夫每天必去的地方。邵逸夫喜欢看电影，在影视圈内众所周知。从60年代初起，他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在70年代，邵逸夫一年要看六七百部电影，最高记录是一天看过九部电影。

有人曾说，邵逸夫是看电影时间最多的中国人。

邵逸夫为了了解观众的爱好，他对各国出品的影片，不论好的坏的他都看。他曾对记者说：“我天生喜欢看电影，国语片、西片、日本片、西班牙片、印度片、意大利片、德语片、法国片、墨西哥片，我全部都看。”

邵逸夫花在试片室看电影时间，可以说比任何人都多，世上无双。

大大小小的制片家，有许多人只是把看电影用来做赚钱发财的工具。邵逸夫却真正把电影当作一生追求的事业。他是最忠实的电影爱好者。

他在试片室里审核电影时，喜欢独自一个人慢慢品味，不喜欢被人打扰。

一次，邵逸夫正在试片室里有滋有味地观摩电影，三哥邵仁枚从新加坡打来电话，告知他的大儿子维铭遭到绑架了。他不动声色地问道：“有没有受伤？是否可以用金钱解决？”在得到三哥肯定的答复后，他就转身又去看他的样片去了。这样做是为了严把质量关，树立“邵氏”的良好形象。

邵逸夫的座右铭是：“我喜欢不停地工作，工作是我的嗜好。我永不会退休。成功之道要努力苦干，并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运气只是其次。”

不管怎样，邵逸夫每天看电影的习惯与嗜好，使他能熟悉和掌握市场行情与规律，揣摩分析什么样的电影受到现阶段民众的欢迎，从而决定他制作路线和战争方针，使“邵氏”出品的影片，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邵逸夫的“邵氏电影公司”雄霸香港，曾拍摄过一千多部电影，获得过几十项大奖。

淡出影坛 发展电视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香港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　　水平和娱乐方式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70年代末，香港电影业受到来自电视业的强大冲击。随着电视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去戏院看电影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与其花钱出门看电影，不如坐在家中亲亲热热地看电视。于是，电影业就显得冷清多了。

电影行业的冷清萧条，并没有影响邵逸夫的信心与士气，他临危不惧，大胆开拓创新，看准电视转播业务。

其实，早在6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就公开招标竞投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邵逸夫立即觉察出电视作为艺术的后起之秀，今后将有无限广阔的市场和不可限量的潜力。邵逸夫以其在电影业的积累，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参加竞标，结果一举中标。

香港无线电视，是1967年开始启播的，邵逸夫已是港视的股东了。截至1980年，在私人股东中，港视公司董事局主席利孝和占26.62万股，其亲属名下占11.264万股；而邵逸夫则共拥有32.458万股。因此，当利孝和在该年因病逝世后，经董事会商议决定，由邵逸夫继任董事局主席，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至此，曾在电影王国中煊赫一时的邵逸夫，也激流勇退，淡出影坛，转而走上电视王国的宝座。他正式领兵挂帅，执掌无线电视的大权了。

在电视业务发展方面，邵逸夫又大刀阔斧地锐意革新，连施新招。

在70年代，无线电视与邱德根的亚洲电视并驾齐驱，难分伯仲。

1980年，邵逸夫出任无线台董事局主席后，无线台的局面大为改观。他将邵氏影城的明星和香港艺术届的精英网罗到门下，制作了大量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剧，使无线台的收视率节节攀升，不但在港岛独占鳌头，而且普及中国大陆及台湾、澳门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

几十年来，邵逸夫的影视王国，不仅为他积聚了巨额财富，还创造了无数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更为亿万观众带来了无限欢乐。

三、慈 善 大 家

创业事成 亿万富翁

影视大王邵逸夫究竟有多少财富？这是世人所关注的问题，这确实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就连邵逸夫本人也没有正确答案。香港的《资本》杂志曾估算，邵逸夫的资产超过120亿港元；香港《亚洲周刊》曾多次排名，邵逸夫的财产，位居香港十大富豪行列。而美国《福布斯》杂志早把邵逸夫评为全球超级大富之一，据估计，其家族资产在12亿美元以上。

许多人对世界超级富豪的财富充满了神秘感，他们是怎样花费巨额资产的呢？的确，这是个难题。有人说，聚财不容易，散财更困难。邵逸夫也意识到这一点。1977年，英国女皇册封邵逸夫为爵士勋衔，他成为香港娱乐圈中获得爵士殊荣第一人。一天，他从英国受衔回来，走下机舱，他对欢迎人群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人们赚钱难，但有钱怎样去用，把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最难的事。”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正是这位影视大王邵逸夫，非常理智而美妙地破解了这个难题。他虽贵为亿万富翁，却崇尚节俭，而把大量的金钱献给社会公益事业。他说：“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

其实，早在1958年，邵逸夫就在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基金。每年都捐款给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教育、医疗机构。1973年，邵逸夫创立香港邵氏基金，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1985年1月，邵逸夫以绍义基金的名义，宣布捐出1.206亿港元。其中1亿元给香港中文大学，用来兴建第四所院校，后改为逸夫学院；1000万元给浸会学院；1000万元给仁济医院；60万元给广安医院。

1987年1月6日，邵逸夫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这笔捐款时说：“讲到培育人才，最要紧的就是要快。尤其是师资，更加刻不容缓。香港人口越来越多，学位有限，后生们求学不易。所以去年我到中文大学，马临校长告诉我校园内有地，打算建第四间学院，可惜未筹到钱。我回去后，同大家商量，一个星期后就告诉马临校长：我捐1个亿。你看，再过几天，即这个月12日，中文大学第四间学院就会动土了，明年春季落成。第一批600个学生可以入学，你说我有多欢喜呢！”

邵逸夫的捐赠是多方位的，他还向海外延伸。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高等学府都因而获益非浅。

美国三藩市为表彰邵逸夫对该市的福利贡献，将每年的9月8日命名为“邵逸夫日”。

1990年3月，邵逸夫向英国牛津大学捐款1630万美元，以帮助该校建立一个中国研究所。牛津大学副校长理查德?索恩伍高度评价邵逸夫：“这笔巨款的捐赠，将使中国问题的研究在牛津大学占有适当的位置。这对牛津大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政通人和，特别是1984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号召后，极大地调动了海外宁波帮支援祖国建设的积极性。邵逸夫和许多宁波帮著名人士一样，热爱祖国，关心家乡。

从1985年起，邵逸夫把目光投向祖国大陆。1985年，他为了保护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捐赠1000万港元，用于保护敦煌莫高窟壁画工程。当时专家认为，敦煌壁画用安装玻璃屏风的措施，既不影响观赏，又可防治人为的摩擦与破坏。敦煌研究院为感谢邵逸夫的捐款善举，特树立了一块纪念碑。

1985年，邵逸夫给坐落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捐款1000万港元。浙江大学决定：用邵逸夫的捐款在风景如画的玉泉风景区修建一座科学馆，并命名为“邵逸夫科学馆”。其设计是一座以白色为基调的低层建筑，明快简洁的线条勾画出整座建筑的轮廓。科学馆的四周布置，突出江南园林风格，连屋顶都用花木加以装饰，邵逸夫对这个设计非常满意。

从1985年起，由邵氏基金会出资，保送100名国内高校优秀本科毕业生，到欧美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11所著名大学深造。

1986年，邵逸夫捐资1亿2千万港元，在杭州兴建一座现代化医院，命名为邵逸夫医院，设病房400张。

捐资兴教 全国第一

在所有公益事业中，邵逸夫对教育倾注了最大的爱心，在他的捐款项目中，80％为教育项目。对于关注教育事业的原因，邵逸夫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的要求。”邵逸夫的多项捐款，都希望倡导一种“合海内外同胞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富强之目标”的精神。

邵逸夫的教育捐款，涵盖了内地从高等教育到基础教育的大中小学校，其中高等教育部分尤其重视师范教育。如1986年，他向内地10所师范大学捐资1亿港币。他说：“我从教育部门了解到，内地很缺乏师资，急切需要加强师范大学建设，所以我的捐款主要是捐给师范大学的。

为鼓励师生发奋努力，多年来，邵逸夫不顾耄耋之躯，亲临南疆北国，东海西漠，视察捐款项目。2004年，年届98岁高龄的邵逸夫，来到故乡，到宁波大学去看望了宁大　　学生，使师生们深受教育。

他对近几年来，内地遭受的重大自然灾害表示极大关注，捐赠了大量的赈灾善款。自1995年至2003年，他先后向灾区捐款总额1.5亿港元，共有17个省、市、自治区的175所受灾中小学得到帮助。

邵逸夫曾说过：“我做事的态度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细微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绝对不放松的。”过去他以这样的精神经营他的电影王国。现在，他以同样的精神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

俗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邵逸夫在宁波家乡的捐赠超过了400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项目包括宁波大学师范学院的图书馆、教学楼、职教中心和宁波市邵逸夫艺术幼儿师范学校、逸夫职业高中、中兴中学、逸夫小学等教育项目，还有逸夫剧院和他的祖居地——邵氏康乐园等。

影视大王邵逸夫，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传奇生涯中，创造过无数个第一。晚年又创造了另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第一。据国家教育部提供的最近数据，自1985年至2004年的20年间，捐款金额累计共达31.5亿港元，兴建了4500多项目，辐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从捐款扶助内地教育事业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侨中，邵逸夫的捐款持续时间最长、捐款数额最大、项目最多、受益面最广。堪称华夏捐资兴教第一人。

邵逸夫对祖国建设，特别是对教育的巨大贡献，赢得了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和赞扬。1990年5月17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宣布：经国际小行星中心批准，将以邵逸夫的名字来命名该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这是该台首次以当代知名人士命名的小行星，足见邵逸夫在国人心中的分量。6月1日，“邵逸夫星”命名证书颁发仪式在香港清水湾电视城举行。

1992年，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亲切接见了邵逸夫，对他支援国家建设的爱国精神给以大力肯定和深切感谢。

2001年1月，邵逸夫再次向内地教育事业捐款2亿港元之间，国家教育部特赠送他一块紫檀木匾额，上书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千秋伟业”。

近年，国家教育部又出版了《邵逸夫先生捐款项目专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该刊序言中写道：“邵逸夫先生多年来坚持在国内捐赠巨资助学，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需要我们一代代人为之不懈地奉献奋斗，中华民族才会赢得生生不息的发展和进步。逸夫先生对祖国事业的热诚关切，体现了他为振兴中华大业和为子孙万代着想的远见卓识，我深为逸夫先生之热忱爱国之心和慷慨助学之举所感动。值此《邵逸夫先生赠款项目专刊》出版之际，书赠逸夫先生以做纪念并代序言。”

首创中国 “诺贝尔奖”

热爱祖国，关心家乡，是一个旅居海外华人永不磨灭的乡情，但对于全人类的关注，更能体现一个人的胸怀。这一点，也是邵逸夫所追求的。据他的夫人方逸华介绍，早在1985年，邵逸夫先生就萌发了奖励全球杰出学者之志，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宁波籍的马临倡议和支持下，邵逸夫的这一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2002年11月15日，邵逸夫先生宣布：在香港设立“邵逸夫奖”，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

“邵逸夫奖”每年颁奖一次，奖金金额100万美元，这项奖金数目堪与国际最高自然科学奖——诺贝尔奖相当，被世人称为21世纪东方的诺贝尔奖。

邵逸夫奖目前设立数学科学、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三个奖项，这三个奖项是诺贝尔奖所没有的。“邵逸夫奖”与“诺贝尔奖”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虽然“邵逸夫奖”被人们称为“东方诺贝尔奖”，但“邵逸夫奖”绝不仅仅对东方科学工作者，它的颁奖原则是：不论得奖者的种族国籍、宗教信仰，而以其在学术及科学研究或应用获得突破成果，且该成果对人类生活有意义深远的影响为旨要。评审工作每年6月开始，第二年6月宣布得奖人员名单，8月颁奖。邵逸夫奖评审会主席由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出任。杨振宁表示，邵逸夫奖是由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设立的，但奖项面对全世界的科学家，海内外学者都可以竞逐奖项，评选则会公平、公正地进行。他预期邵逸夫奖的设立将对全球，对亚洲，对中国内地及香港的科技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届邵逸夫奖已于2004年9月7日在香港颁发，全部奖项由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陈省身教授、美国普林顿大学的詹姆斯.皮布尔斯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史丹利.科恩教授、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赫伯特?布瓦耶教授、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简悦威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的理查.多尔爵士等6位科学家获得。

逸夫精神 彪炳千秋

从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到热心公益事业的慈善家，邵逸夫走过的曲折而成功的生涯之路，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的真正写照。不但是现在，而且在将来，邵逸夫都会以成功的业绩、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精神赢得世人的敬仰，他的精神永远激励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发奋图强、报效祖国的动力，他的名字永远植根于每个中国人心中，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