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中，1918年10月出生于宁波镇海，小学未毕业即入钱庄学徒，后因金融风潮钱庄倒闭而失业。1949年流落香港，白手起家，从金号的底层打工者起步，凭勤俭创业而成小康，创办荣华纺织有限公司，靠奋斗而事业有成。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欣然还乡，热情支持家乡建设，钟情于扶持内地教育事业，特别是支持贫困山乡农村的基础教育事业。

自1986年以来，赵安中从家乡做起，把他的捐资办学事业扩大到宁波、浙江以至全国。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在浙江、河北、云南、贵州、安徽、四川、陕西、新疆、天津、江苏等10省区累计捐资达1亿多元人民币，助建希望工程等项目148个，对推动当地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继续为贫困山乡助建基础教育事业的同时，赵安中毅然卖掉美国、加拿大的别墅，捐资1000万人民币设立“杏琴园教育基金”。自2000年起，将其在宁波大学内捐设的“杏琴园教育基金”每年之回报，实施荣华学者奖励计划，主要用于奖励为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具有高深的学术造诣，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中取得显著成绩，受聘为宁波大学教学、科研关键岗位的院士、教授，奖金额度为每年6—8万元，至今已经实施6届。

赵安中说过：“捐资办学是没有金钱回报的投资，但远比金钱的回报更有价值。因为，人才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价值。”他也多次表示：宁波人“如欲再度辉煌，端赖现在学中之同学”。也许，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赵安中，一个海外宁波人，要把自己一生辛苦积蓄的家财，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一、浓浓少年情

团桥童年乐悠悠

1918年农历九月初六，赵安中就在这宁波镇海骆驼镇杜塘畈的赵家老屋呱呱坠地。当时，赵安中的祖父赵有伦，曾在宁波开过一家“正泰糖行”和一家“成大南北货拆兑行”，因其精明能干而被同行尊为“壳王”。但当赵安中父亲赵志莱和母亲林杏琴结婚时，赵家已经败落。

赵安中的童年，大半日子是在离杜塘畈八里的团桥镇外祖父家度过的。开着“穗祥”米行兼酒坊的外公林炳荣是当地首富，对这个外孙钟爱备至，百依百顺，俨然一个“外孙皇帝”。

因为外公家的富有，因为太婆阿娘和外公的疼爱，幼小的安中养尊处优，受到过度溺爱，平日里十分任性。要吃要用，一个电话打到宁波，航船当天就可以把需要的物品带到。往往餐桌上没有哪道菜，他就偏偏要吃那道菜，稍不如意，就撒泼打闹，大发脾气。

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在他10岁时发生重大转折。1927年八月初三，外公猝然病故。一年后，外婆也去世了。当家的过继娘舅把赵安中送到团桥小学寄宿。幼小的他第一次感悟到外婆常念叨的“严嵩世道要过，黄缎马褂要破”这句俗语所包含的哲理。经此变故，安中突然懂事，一改富家子弟的纨绔习气，养成了一种隐忍、坚韧、务实的性格。

中兴读书奠基础

半年后，赵安中转往镇海庄市中兴学校寄读。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叶澄衷在成为闻名上海的“五金大王”后，痛感幼年失学之苦，出于“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的想法，他在故乡建起义庄，办了叶氏中兴学校，并广延名师宿儒任教。由于德智并重、中西兼容，叶氏中兴成为镇海四大名校之一。曾就读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日后有许多成为商界强人，如赵安中的学长香港建筑业巨擘叶庚年、亚洲电影大王邵逸夫，同窗世界船王包玉刚、台湾针织行业工会理事长楼志章、创建中国台湾电器器材厂的朱之信等。

安中初到中兴的时候，因为贪玩，不肯下苦功，成绩平平。到四年级以后，算术成绩突然好了。什么原因呢？原来，教算术的支家英先生有个特点，他把题目出在黑板上，黑板写满了就揩掉接着写。做得慢了，题目都来不及抄，所以只能眼睛看着黑板，心里迅速地计算，手上写出答案。支先生也只要求你写出答案，其目的就是训练学生心算、快算。安中把这些做得非常熟，终于练就了一手不凡的心算本事。1982年，安中夫妇和大媳妇还有大妹赵萍在北京会面。有一天，他们一起去绸布店买布。不同的花色品种、不同的价格、不同的尺码，买了好多。买好后，营业员拿计算器算帐。安中在一旁说：“不用拿了，我已经给你算好了。喏，给你钱。营业员说：“我还没有算呢，您怎么就算好了？”她不相信，拿计算器一算，分毫不差。正是这手本事，使他在以后的商战中受益匪浅。

每到晚上，校长金茂如先生吹响了教笛，把所有的寄宿生不分年级集中到一个教室里，亲自给大家上古文课。如《古文观止》里的一些名篇，一般是每晚一段。有时也讲一些新旧诗词，或者讲讲故事。

金先生讲课很投入。他先是引导学生把课文通读一遍，然后放下书本，在课桌间的走道上来回踱步，背一句，再讲解一句，再背一句，讲解一句，直到把每一句书、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都交代清楚。赵安中的古文基础就是这个时期打下的。1990年，赵安中再次访问母校，在和“新叶”文学社的同学谈话的时候，说到李密的《陈情表》，他竟能流利地背出来，令在场的同学钦佩不已。

三年中兴生活，在赵安中的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影响。但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家危难，时局动荡，赵家作出了让安中辍学就商的决定。安中不得不在小学最后一个学期黯然离校。

二、漫漫创业路

承源学业苦与乐

1932年，15岁的赵安中进入宁波江厦街的承源钱庄做学徒。在这里，他从一名上净茶、洗水烟筒的小学徒起步。

从踏进承源钱庄的第一天起，他就痛感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于是，安中便想尽办法借来各种书籍阅读。赵安中在承源钱庄遇到了一位良师益友，他就是老板吴梅卿的儿子吴福年。吴福年自幼博览群书，家里还有许多珍贵的藏书。因为他俩都酷爱读书，这使他们成了好朋友。在承源钱庄工作的3年里，无论是《三国》、《红楼》这样的古书，还是《新中华》、《东方杂志》那样的新文学杂志，他都来者不拒，埋头苦读，并与吴福年交流自己阅读后的心得。另外，他还自学了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全套课本，这些无疑成为他学识上的一大飞跃。除此之外，在钱庄打杂、跑街的学徒生活还使他读到了“商界实务”这部“无字之书”。承源，可以说是赵安中的“商科预备学校”。

“天有不测风云”。1935年，正当赵安中3年满师，踌躇满志地准备在商海里大显身手时，一场空前的金融风暴从上海蔓延至宁波，席卷了宁波江厦街上林立的大小钱庄，十几天中，停业倒闭了几十家钱庄，承源钱庄也未能幸免。于是，赵安中遭到了人生路上又一次打击：他失业了。

经过长辈的多方努力，赵安中成了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两年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哪里还有什么保险可做？赵安中面临又一次失业。

祸不单行。1939年农历三月初九，赵安中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任教师、他终身感念的母亲林杏琴因病去世，年仅40岁。母亲去世后半年，22岁的赵安中和20岁的龚碧华按两家父母既定的安排，喜结连理。自从在保险公司失业后，赵安中一直没有正式的职业。1940年，他跟随川叔（安中的族叔）去上海寻求出路。但上海并没有让他干一番大事业的机会。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个人事业屡屡遭挫，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忧心如焚的惆怅，紧紧地压在他的心头。在和朋友郑有庚的一番刻骨铭心的交谈后，他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于是，果断的赵安中毅然决定脱离这种“豪门清客”的生活，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走自强自立的经商之路。

宏兴金号暂栖身

投身商界后，赵安中奔波于汉口和广州之间做金融买卖。1949年春夏之交，上海、汉口相继解放，正在广州的他归心似箭，恨不得立刻飞回上海、宁波。最后，身不由己的赵安中还是落脚在香港。

被命运抛掷到港岛的赵安中举目无亲，全部财产除了随身的小件行李外，就只有20元美金，120余元港币，以及两只值不了多少钱的戒指。所幸香港有一个朋友沈绍敏，让他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但生计怎么办呢？

幸好有沈绍敏的帮助。不久，他在一家“宏兴金号”谋得一职，尽管职位卑下、薪水低微，但早已脱下“黄缎马褂”的赵安中必须保住这个职位。安中不但白天不出门，晚上也住在店里，上班前下班后，客户和老板经理的家里或亲朋好友有电话或留言，总是他接听，他每次都小心妥善地记下来。第二天交给他们。次数多了，他们有了印象，知道店里有一个做事很勤快的叫“赵安中”的伙计。

后来安中又发现了一个可以为店里效力的机会——店里订了香港的各种报纸，有的还订了两三份，以便同时给许多客人看。但安中发现，周末只半天市，一收市，客人都走了，留下的报纸根本没人看。每逢星期日、假期，更是大叠大叠的当废纸拿出去。一天他对经理说：“店里的报费每月是六十多元，如果把星期日和假期的回绝，星期六减少一部分，那么每月可以节省十余元。经理，您看怎样？”经理随口答应：“好的，你看着办。”

从报纸他又想到饮料，从饮料又想到香烟。这三项，每月节省百来元，对一个金号也许算不得什么，但经理和老板对他留下了好印象，开始对他另眼相看。

到了年关，入不敷出的金号遣散了大批职员，赵安中却有幸被留了下来，职位和薪水也得到了提升。

十年江商苦与甜

1952年中，金号的生意日益清淡，他被老板派到刚在九龙开设的新生布厂任会计。志向高远的赵安中有意识地在做账以外的时间广泛接触纱布生意，联络客户，参与布厂的原料采购和棉布推销工作，并开始接触对日贸易。

1953年底，赵安中毅然辞去已经做了4年可谓驾轻就熟的金号和布厂工作，东渡日本，去发展香港和日本的小宗贸易。他以一个宁波商人的精明，敏锐地预感到这是一条新路，而且将是改变他前途和命运的一个契机。

造化弄人。到大阪不到一个月，新的天地未及开创，赵安中却突然又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多亏同行的李绍周先生及时把他送进医院，才幸免于难。病魔没能吓倒赵安中。经过两年的摸索，他的对日贸易已小有成就，收入相对丰厚，他把家眷从内地接到香港团聚，至此，一家分离的局面终于结束了。

可好景不长，1956年，日本商行大举入港，堵死了赵安中的小本生意。万般无奈之下，赵安中只好进了日本的“江商”洋行香港分行当了一名小职员。刚进洋行打工时，他既不懂外文，又没有客户，几个月下来没做成一笔生意。

终于有朋友介绍了一家纱布进出口公司。赵安中兴冲冲地拿着名片找到那家公司的梁经理。梁经理说：“赵先生想做什么生意，有没有样品啊？”“有的，有的。” 赵安中赶紧回到江商，喜滋滋地扛着一大包样品，即刻拿去给梁经理看。哪知，梁经理看也不看，又说：“有没有报价单子啦？” 赵安中愣住了，又返回公司，请日本人报价。隔一天，报价单来了，厚厚的一大叠。赵安中兴冲冲得去找梁经理。谁知梁经理又是看也不看，只是说：“这布料、花色都不合用。” 赵安中呆住了。后来公司东主很客气地说：“去拿一万匹坯布吧 。” 赵安中又去和日本人说，日本的报价来了，每码12.75便士。但是梁经理回复说是12便士。经过与日本长途电话讨价还价，总公司说，这价钱连日本方面的佣金都没有，更不用说公司还贴了许多电话费呢。但这是第一笔生意，算大家白辛苦吧!赵安中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对梁经理说：“梁经理，可以了，就按你开的价钱吧！” 梁经理说：“好的，我们买一千匹。”简直是一盆冷水从头浇到底，他只能再三向总公司说：“对不起！”第二天，赵安中听说梁经理向别家以12便士买了两万匹。安中被梁经理愚弄了！这就是生意场。

初进江商，除了生意上的困难外，还有语言。为此，安中决定来一番“恶补”，冲破语言关。尽管一家五口生活相当拮据，他还是咬咬牙请了一个日文老师和一个英文老师。先从字母的发音入手，稍加掌握后，就请老师把生意上的日常用语翻译成日文或英文，学会，读熟，然后反反复复地死记硬背。这一年，赵安中已是40岁的人了，记忆力开始衰退，又面临着沉重的业务压力，繁忙的商务应酬。因此，他每天一早坐在抽水马桶上就开始苦读，上下班乘电车的25分钟时间也不放过，一路念念有词。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便是打开唱片，边听边跟读。经过一番努力，赵安中的外语基本过关，行业用语更是应用自如。在纱布业务方面，经过初期的艰难开拓，也已商路大开。随着他在商界影响的日增，洋行对他也越来越器重。1961年，江商洋行改组，成立熊谷江商。赵安中凭借自己的实力，被提升为董事。这时他每年经手的生意，要以数千万元计，个人收入也水涨船高，今非昔比。

初创嘉丰做老板

收入虽然越来越可观，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潜在的民族情结使他不愿意吃日本人的饭。更何况在赵安中的内心深处，还一直向往着开创自己的事业。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创业做老板。可是，办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机会来了。1959年，李绍周先生的一个日本朋友来找他。这个日本朋友从前是做棉花生意的，因为帮助一家小纱厂赊买棉花，对这小纱厂有功。现在这家小纱厂老板发了大财，原先的旧锭子不要了，他想把这些锭子装到香港来。

真是天上掉馅饼。在五十年代末，纱厂帮在香港称王，做个纱厂老板是最吃香的。但是纱厂所需要的地皮广，机器设备多，流动资金大，需要投入的资本更大，所以一般人不敢轻易做这行。如今有日本朋友帮忙，机器设备几乎不要钱，于是，赵安中和李绍周两人经过商量，决定做纱厂。先写出成本表，再写出计划书，采取“借船出海，借鸡下蛋”的策略：房子用租的，机器用日本人换下来的旧机器，棉花由日本人提供，至于开办费，就由两个人拼股。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纱厂办起来了，这就是“嘉丰”。李绍周任董事长，赵安中任总经理。这是赵安中最早创办的实业，也可以说是日后的荣华纺织有限公司的前身。但是，由于缺少资本，机器设备陈旧，再加上他对纱厂的业务又是外行，因此从开工之日起，就一直亏本，三年间纱厂从未赢利，身为败军之将的赵安中却仍痴心不改。

艰难困苦创荣华

创业的欲望和抱负促使他在痛苦中抉择，从失败中奋起。1965年2月，48岁的赵安中彻底离开了他工作了将近10年的日本“江商”洋行，在友人的鼓励帮助下，决定还是把纱厂办下去，改名为“荣华”，由李绍周先生从日本人手中把机器接过来，从收入丰厚、左右逢源的洋行职员到备尝艰辛的纱厂小老板，真是“从米箩跳进糠箩里”。但赵安中无怨无悔。

生不逢时。1965、1966两年香港的纱布业市场日趋低迷，行情很不好。荣华一路亏损，前途渺茫。祸不单行，在越南战争中，荣华的另一董事李绍周先生由于和大陆的生意密切往来而被美国列入制裁的黑名单，荣华也因此被列入棉花禁运的黑名单，公司陷入困境。迫不得已，李先生退出荣华，把所有股份转让给赵安中，才解除了荣华的禁运之危。事后另一董事骆肇祥先生也把股份转让给他，赵安中是独资老板了，尽管有友人的鼎力相助，但从此以后荣华的艰难局面需要赵安中独力支撑了。

到了1968年，香港的纱厂业重新振作，赵安中的荣华公司也终于扭亏转盈，汇丰、渣打这样的大银行都主动跟赵安中做生意，抢着贷款给荣华。两年后，他在香港玫瑰新村拥有了第一套自己的住宅。但赵安中并没有陶醉在这一片柳暗花明之中。多年的屡败屡战使他养成了一种忧患意识，他深知，纺织业乃劳务密集型企业，其兴衰与劳务成本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夕阳产业的阴影已在日本纺织业盘旋，赵安中敏锐地意识到，这种阴影也必将笼罩香港，到那时，像荣华这样的小厂、旧厂定将率先遭到淘汰。如果仍然困守香港，就是死路一条。只有易地而战，才是生存之路。

1971年，经过一番考察分析后，赵安中决定捷足先走，把工厂迁往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因为那里正像当年的香港，工价、地价都很便宜，而且纺织业方兴未艾，号称印尼的纺织城。可麻烦的是，外商去投资，一定要有本地人合作。正当人生地疏的赵安中一筹莫展时，和他相交数十年、深知他的为人和经营之道的老朋友王敏生先生又一次鼎力相助，出面介绍当地的西药进口商周慕昌先生做荣华印尼厂的董事长。周慕昌先生不仅答应做董事长，为赵安中做担保，还拉了当地一个很有势力的进出口公司的董事长做荣华的后台。这样一来，合资问题顺利解决，印尼政府也很快批准了赵安中的建厂申请。

1972年，是赵安中平生最忙碌的一年。新厂从筹建、迁厂到开工出纱，前后才用了一年多时间。在此期间，儿时伙伴、当年上海圣约翰工商硕士、号称“六杰”之一的郑祖耀来印尼助阵，大儿子赵亨衍也来到万隆给父亲做帮手。虽然在工厂管理和生产上有不少困难，但是，在大家的群策群力下，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迁厂使荣华获得了枯木逢春般的新生机，经营良好，生意兴隆，棉纱的销售供不应求。而几年后香港纺织业的大萧条，更验证了赵安中当年决断的英明。抓住先机的荣华厂从此渐入佳境，蒸蒸日上。从嘉丰到荣华的整整十五年时间，一直是资不抵债的，如今总算赢利了，赵安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个中滋味实非一般人所能体会。

力挽狂澜智者胜

然而，赵安中的事业也并非就此一帆风顺。

1978年11月，印尼盾突然大幅贬值，一夜之间从415元兑换1美元，暴跌至625比1，这使得以外币结算的荣华厂损失惨重，因为当时荣华手上有二百余万美元的印尼盾票据，有三个月以上用印尼盾作价的出售纱布合约；而预订的棉花及欠款，则是用美元作价的。所以，印尼盾的突然贬值，对荣华意味着灭顶之灾。接到儿子赵亨龙的告急电话，赵安中立即从香港赶到万隆。尽管与儿子一样忧心如焚，但久经风浪的赵安中却临危不乱。他冷静地分析荣华面临的形势，密切注视着市场的动向。

经过一番周密的行情调查，他发现本地的纱厂存货甚多，由于利息高，银根紧，厂家都愿意脱货求现，不但价格未涨，有的厂家为了渡过难关，保本甚至贴本抛售。做了这样一番调查后，赵安中权衡了自己的实力和银行信用，断然做出了一个和别的厂家相反的决定：从银行借入美元，兑换成印尼盾，向市场大量收购纱、布，用来缴清预售的期货，而自己的纱、布两厂，全部改做存货。然后他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结果，一个月后，市上存货渐缺，货价看涨；6个月后，货价上涨一倍多，荣华不但存货全部卖完，而且售出期货。

就这样，一场飞来横祸在久经商战的赵安中的随机应变之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因祸得福，此所谓狭路相逢智者胜。

诚信做人交挚友

赵安中交往过的人数不胜数。纵观他一生的事业，每一步的发展都得益于朋友的襄助。可以说，赵安中事业的成功，首先是他做人的成功。

赵安中和李绍周结识最早，东渡日本，进江商，都是李先生领的路，创办嘉丰，组建荣华，也有李先生很大的功劳。在李绍周和另一位股东骆肇祥先生把股份转到赵安中名下时，赵安中说：“两位的股本，我先欠你们的，只要荣华在一天，我赵安中活一天，这笔钱一定要还，利息照计！我说话算数。”一言九鼎，若干年后，赵安中兑现了诺言。1968年，赵安中向渣打银行融资成功，第一件事就把骆先生的股本先还清了。1973年，荣华在印尼顺利开工，赵安中把欠了多年的李先生的股本连本加利还给他。那时，李先生已经病重，他执意不收，说：“安中兄，这钱不应该还，我还应该给你呀！” 赵安中先生还是把钱打进了李太太的户头里。

有朋友来向赵安中借钱。说是联系了一票货，要求赵安中给他开十八万元的信用证。他对赵安中说：“一朋友已经答应借给我九万，你能不能给我开一张十八万的信用证？”赵安中很痛快地答应了：“好的，你把那九万元拿来，我给你开。”信用证开出去，这票货到了，把提货单全交给他。过了一段时间，他拿来一万元钱，愁眉苦脸地来见赵安中。原来，他这票货运到日本变质退货，本埠的也只销出一部分。“老赵，我失败了。八万元现在还不出，只好以后还给你。”赵安中说：“好的，你到我写字间来一趟。” 赵安中把所有的单据，统统还给他。“你把这些都拿去。我不要你还了，你就当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好了。你我还是朋友，你有空来看看我多么好！你还不出，一天到晚想我欠安中八万，结果你连看也不好意思来看我，不是连朋友也做不成了吗？”这个朋友对赵安中感激涕零，过年过节，时不时来看赵安中，或者送点小东西来。赵安中觉得很开心，进而有点自责：明明知道他是一个老式的生意人，没有新的知识，只会按老法子做生意，那就应该事先提醒提醒他，给他出出主意，可是自己没有这样做。“这不是我的错吗？”这就是赵安中，明明自己赔了钱，还是替朋友着想。

三、拳拳爱国心

古稀之年的赵安中把亲手创立的荣华纺织有限公司交给儿子管理，自己淡出商界。

但这种无欲无求、优哉游哉的安度晚年方式，反而给惯于奋斗的赵安中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在他看来，人生必须有一个希望。为达成希望而去奋斗，因成功而欢悦。创业、聚财，是一种满足；散财、捐助，更是成功者的莫大乐趣。他要把钱财用在太阳底下最有意义的事业——教育上。

中兴起步遍地开花

中兴学校自1949年以来，已经停办多年。1986年，在香港、上海的当年叶氏中兴学校的校友们有感于此，决定共同出资在镇海庄市办一所有相当规模的完全中学，以“中兴中学”之名来纪念母校。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赵安中、叶谋彰等为复校共捐资港币1000万，其中，赵安中以小儿子赵亨文的名义捐资100万。1987年9月，占地四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一万四千多平方米的中兴中学建成复校，赵安中特意派他的小儿子亨文跟随包玉刚先生夫妇前来剪彩，致贺。百年钟声重鸣，中兴弦歌再奏。

中兴复校后，赵安中对母校关心更多。十几次访校看望师生，并一再出资，设立奖教 、奖学金，添置教育设备，购买图书，修复叶氏义庄作纪念馆，向学校捐赠电化教育设施等，使学校的各项设备日臻完善。1992年，他与包从兴等几位海外校友，再次出资162万人民币扩建中兴中学，使学校成为拥有400米跑道的标准田径场，占地近80亩的现代化中学。

中兴复校近20年来，赵安中一直关注这所学校的发展，支持学校和校友会的工作。2005年他分别出资10万和2万人民币支持学生新叶文学社的《新叶》社刊和中兴校友会的《钟声会刊》。

1989年，在母亲林杏琴去世50周年之际，赵安中再访故里。偶然得知，外公林炳荣创建的团桥小学，也是自己幼年启蒙的母校，年久失修，他冒雨察看后，立即决定以小儿的名义出资20万元，新建一幢多功能教学楼，为学校平整操场，设立师生奖教奖学金。大楼落成后，有人提议命名为“林杏琴教学楼”，以缅怀和纪念他的母亲，始终感念着母亲之恩的赵安中默许了。从此以后，“林杏琴”三个字仿佛成了赵安中捐资办学的“注册商标”，这个普通母亲的名字以赵安中的桑梓故地为中心，辐射到宁波各县市区和省内温州、丽水、台州、金华、衢州等市的贫困乡镇。

宁海是赵太太龚碧华的家乡。而宁海在宁波各县中又是相对较贫困的，赵先生慷慨捐助。在短短的几年中，赵先生在宁海捐资办学达十多项。

赵安中捐资办学，特别注重偏僻山区、贫困海岛，因为那里最需要教育，也最缺少教育，在他看来，锦上添花莫如雪中送炭。因此，八十高龄的赵安中多次上高山下海岛，辗转浙江各贫困县市，给孩子们送去了文明和希望。四明山区是全国19个革命根据地之一，由于山高地僻，经济落后，用房紧张，有不少学校的校舍低矮破败，在风雨的侵蚀下成了危房，当地人戏称是“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和国的孩子”。赵安中得知后，一口气捐了11幢“林杏琴教学楼”， 时任宁波市副市长的陈守义激动地对他说：“希望工程上四明山，您是第一人。”

宁波市与贵州黔西南、黔东南两个民族自治州结对帮扶后，赵安中也将他的捐资助学范围扩大到了贵州。在宁波市政府的协助下，2000年他在黔西南州册亨县捐建民族中学“杏琴园综合楼”，2001年5月，已84岁高龄的赵安中又专程从香港飞赴贵州，签订110万元的捐建项目，分别在黔西南州的普安、贞丰、安龙县和黔东南州的黄平、雷山、丹寨县助建9座希望小学、中学的教学楼及实验楼。他的“尽力”从家乡尽到了河北，“尽”到了贵州。

赵安中的捐资义举，使一座座古老的学校获得了新生。设施完善了，规模扩大了，穷乡僻壤也开始走向教育现代化，莘莘学子深受其惠!

在一幢他捐赠的新教学楼的落成典礼上，师生们用这样一副对联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和感情：先生身居他乡不忘造福桑梓；学子胸怀天下牢记振兴中华!

宁大情结深又长

赵安中造福桑梓、无私奉献的美德，从他对宁波大学的支持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1985年包玉刚率先捐资创办宁波大学，填补了宁波没有综合性大学的空白，海内外的宁波人都为之振奋，赵安中也为家乡高兴，宁大落成后，他还陪同包玉刚出席了宁波大学的落成典礼。当时，包玉刚曾表示希望赵安中在宁大做个项目，赵安中则认为，以他的实力，还是在农村、贫困山区做小项目为妥。不意1991年包玉刚先生辞世了。这使得正处于起步发展中的宁波大学遇到了困难。因为宁波大学是所特殊的大学，它既不是国家计划中出资创办的大学，也不是某个私人独资包办的民间大学，而是由包玉刚先生创议并率先捐赠巨资而创办的地方性大学。包先生的去世，学校可能面临捐赠不济，发展的脚步趋缓的境地。

对宁大所面临的困难，重情重义的赵安中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觉得无论是作为包玉刚的同窗好友，还是作为海外宁波帮，自己都有责任为宁大做点事。于是他伸出了支援的手，率先捐建了两个项目，即林杏琴会堂和运动场司令台。在赵安中的义举之下，海外宁波帮人士纷纷解囊捐助宁波大学，宁大发展的又一个春天来临了。

宁大校园里，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黄庆苗先生捐建的“黄陈月莉楼”，曹光彪先生的科技楼，朱绣山先生的“锦绣学生活动中心”，魏绍相先生的“国际交流中心魏绍相馆”，应圣瑞先生的宁大医院，顾国华先生的“宗瑞航海楼” 、汤于瀚博士的宁大医学院至真、至善、至美楼等等，宁大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为了让宁大的教师员工有一个幽雅的休憩环境，为了解决宁大年轻教职工的后顾之忧，1997年他又和儿子亨龙亨文出资助建了教工生活园区“杏琴园”、宁大幼儿园“杏琴苑”和宁镇路小学。

之后，赵安中又卖掉他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的房产，筹集1000万资金在宁大设立“杏琴园教育基金”，用于创办国有民办的科技学院。他还将其捐设的“杏琴园教育基金”每年之回报，设立“宁波大学荣华学者奖励计划”， 主要用于对宁大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中取得显著成绩的院士、教授、研究员进行奖励，每年颁奖一次，以支持宁大的教学、科研事业，广纳英才，加速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2000年10月10日，是赵安中先生83岁的华诞，宁波大学隆重举行“荣华学者奖励计划”发布暨首届颁奖典礼。赵安中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生日。他在会上致辞：“办好大学顶要紧的是人才，有了一流人才，才会有一流大学。”“人才请来了，还要人尽其才，发点奖金其实是小意思，最根本的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宁波市和宁波大学这方面是做得好的，严陆光院士经常讲‘教授应当是大学里最受尊敬的群体’，这个风气一盛，力量比奖金要大得多，宁大一定能办成一流大学”。他的讲话博得了在场师生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2002年10月，赵安中又将儿子给他换新房的1500万元捐给宁波大学，用于建造现代化的行政会展中心——安中大楼，2005年向南京大学捐资1200万建造EMBA大楼，向浙江大学捐资1400万设立“安中科技奖学金”。据不完全统计，赵安中20年来，共捐助希望工程等教育项目148个，捐资总额逾1亿元，被称为“希望工程”的功臣。

故乡之情代代传

赵安中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处心积虑地培养第二代、第三代对家乡的感情。三个儿子中，亨文是出生在香港的，从小外国话比中国话说得好，赵安中心里着急，在亨文读芝加哥大学硕士的时候，他特地托亨文的舅舅、在厦门大学执教的内弟龚以初帮忙，设法请上海电台的播音员录了一盘家乡话，万里迢迢寄到美国，让儿子早晚都听乡音，学乡音。亨文不负父亲的苦心，不但自己不忘家乡的语言，旅居泰国后，他还为两个女儿请了一个从北京来的家庭教师，教她们学汉语。

赵安中经常对儿孙们说：甬江、四明山是我们的“根”。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根”是不能忘记的。那么，把叶和根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和桥梁呢?赵安中想到了“希望工程”。他要使自己祖孙三代汇聚在这面富有生命活力的绿色旗帜下，通过这座桥梁把子孙后代与家乡永远维系在一起。

1995年4月，赵安中率儿孙参加以他们的名义出资捐助的几十项“希望工程”的落成典礼和新的“希望工程”项目的奠基、签字仪式。除了在南非的长子亨衍夫妇，因商务实在脱不开身，派长孙益坤作代表外，次子亨龙夫妇和两个孙女一个孙子从印度尼西亚赶来了，三子亨文夫妇和两个孙子也从泰国赶来了。几十个捐资办学落成、奠基、签约项目，老人有意识地让孩子们参加了全过程，从8岁到18岁的孩子，和大人一样端坐在主席台上，6个孩子和爷爷、奶奶、爸妈及故乡的各级领导一起剪彩，一起奠基，既感受到一分光荣，更重要的是接受了一种洗礼、承继了一种责任。赵安中借这个机会，在故乡的课堂上给自己的第三代上一堂人生之课。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我希望我的儿子、我的孙子记得家乡，多也好，少也好，总要为家乡有所尽力。”

崇尚节约为国家

2006年1月的一天，中兴中学教师在校本培训时，观看了五集《宁波商帮》的电视录相片，其中一个镜头：赵安中穿着一双浅黄色皮拖鞋，四边已磨白发毛，竟用了20多年，顿时，教师们都为赵安中的节约风尚而深受感动和教育。

其实，赵安中厉行节约的原则是全方位的。赵安中先生的公司写字间是在香港最好的商务中心地段——中环，一年数十万美金的租金。可是走进他的办公室，处处可以感觉到他的节约风格。桌子上，他的文件资料装在大小不一、形状不同，并且用一种很老式的铁夹子夹着的文件夹里。有朋友见了这情况，就带了一大包现代的透明文件夹，替他把那些旧的换了，并且把铁夹子随手扔到了废纸篓里。他的职员见了马上从一叠没扔掉的牛皮纸旧信封里抽出一个，把这些铁夹子捡起来装进去放好。因为她知道，老板从来不喜欢把可以用的东西随便扔掉。她也知道，老板不是舍不得钱，而是心疼这些东西还有使用价值。所以，在他们写字间，一张白纸从来就是用了正面还要用反面，一个纸袋、一个包装盒……都会物尽其用。

赵安中的秘书经常会陪赵先生一起请内地来的客人吃饭，每次她都会关照客人不要客气，尽量吃好吃完，这样赵先生才高兴，因为赵先生最看不惯摆阔浪费，如果吃不完，也一定会打包带回去，绝不会像内地一些吃公款的那样海吃海喝。

去过赵安中先生家的人都会感叹：他家里的装潢，虽然当年也许算得上气派，但在今天却显得过于老旧了——噪音很大的窗式空调，用了几十年的家具，不太好使的老式烟道式热水器，抽拉不灵活的窗帘……凭他的身份，凭他住的半山最好的地段，凭他捐出的巨款，这一切，与人们想象中的香港富豪金碧辉煌的豪宅落差太大了。

也许，很多人会想不明白：一个可以捐这么多钱的人，为什么不先让自己生活得舒服点，把自己和公司包装得更好一些呢？少捐一幢大楼，这些不都可以改善了吗？是他很吝啬吗？当然不是，问题是在他的花钱原则上，钱应该花到该花的地方去。他觉得自己现在住有房、睡有床、食够饱、穿够暖，什么东西用习惯了就是舒服，何必再花钱去换掉那些还可用的东西呢？

他每次回乡考察教育的车旅费、住宿费总是自掏腰包；哪怕是从外地来探望他的亲朋在内，他也决不许破费公家。他常对亲友说：“我捐给人家一万，人家再请我吃掉一千，那算什么呢？”回乡时，他对有关部门的所有活动安排都没意见，惟独对当地人们的宴请感到十分不安，每每声明：你们教育经费很困难，我来已经很打扰大家了，怎么好意思让你们请客。在餐桌上，他总是一如既往地再三吩咐：一切从简，能省则省，最好给我吃土产。他最喜欢的是马兰、山笋、霉干菜烤肉、麦饼、番薯粥之类的农家饭莱，吃得很香。在1995年赵安中的那次故乡之行中，参加完最后一项“希望工程”活动，送走了一拨一拨的客人，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全家人早已饥肠辘辘。宾馆楼下就是餐厅，吃饭很方便。但赵安中建议到外面吃。踩着刚下过雨的湿滑溜溜的路面，大家来到另一家餐厅。已经没有了大圆桌，就把小方桌拼起来，阖家大小外加亲朋好友22人，面面相对，分两边就座，赵安中亲自点菜，以茶代酒，大家吃得十分开心。吃完结账，一个人不到30元。他非常满意，对两个儿子说，“要是进了包厢，5000元没了！”

面对教育捐资却出手大方，慷慨解囊，并演绎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2004年3月，他患重病，身上插着引流管，还发着烧，居然在这种时刻，他仍在想着不要因为他的病情，而使已经答应捐助南京大学1200万元建EMBA大楼的项目中途夭折。因此深夜叫秘书电呼南大驻港办事处的左教授星夜从深圳赶到香港，当场把捐款先存到中国银行以保证款项落实，把这件事交代好才安心。所以后来南京大学的蒋校长在赵安中先生捐建EMBA大楼奠基仪式上讲起此事时不由得热泪盈眶。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崇尚节约的赵安中在教育事业上屡屡一掷千金呢？

赵安中曾在一次捐赠仪式上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从小受教育不多，但深知教育乃立人振业兴国之基础。树木须固本，受教育是人一生发展之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了。”这就是赵安中节约自己，慨捐教育的真正原因。

赵安中的拳拳爱国爱乡之心，得到了人们的衷心感谢和各级政府的高度评价。1994年7月29日，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赵安中“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1995年4月1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向赵安中颁发“浙江省爱乡楷模”的荣誉证书；199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举行仪式，表彰赵安中先生爱国爱乡的精神。